思辨录辑要

清代批评王学的著作。明末清初陆世仪著。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曾从刘宗周问学。明亡，隐居讲学，历主东林、毗陵、太仓诸书院。与陆陇其并称二陆。此书书名取《中庸》“慎思明辨”之义。集札记师友问答及平生闻见而成。顺治十八年(1661)正式刊行，但仅选辑原稿十分之三四。其死后友人将稿全部刊行。有序文六篇，全书分为前集(其目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类)和后集(其目为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六类)，又附诗歌、书文、杂说三类。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思辨录辑要》为名重刻此书，去原书所附诗、文、说三类，不分前后，合并为一，共三十五卷。
《思辨录辑要》宗旨“一准于程朱”(陆陇其《序》)，在“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等方面和朱熹的见解基本相同。对陆王则“深知其流弊之祸世”（同上）而持批评态度。
对于当时王学泛滥加以抨击：“近世学人多似晋人清谈。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卷一）王学末流清谈不实，完全违背了孔门的旨意。对于王学的核心命题“致良知”也作了批评：“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故穷理二字赅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赅不得穷理。”（卷三）认为穷理的范围是广泛的，人之理、物之理、心之理都是人们研究考索的对象。致良知只是穷人伦道德之理的一种方法，根本不能代替对天地万物之理的了解和考察。反对王学把良知说成是“不学不虑”的观点，“孟子言不学不虑是指出性体与不知性之人看，非谓率性当如是也”(《卷二七》)。认为所说的“不学不虑”的良知是为了告诉人们有天赋的善性之存在，并非是肯定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
针对王学的空谈不实，注重多艺经世。“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用于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卷一）因而书中特别注重兵农水利之学，对农田之事(诸如耕种、农具之类)、水利、田赋、兵阵都有不少切合实际的讨论。并且主张学习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西学有几何用法，崇祯历书中有之，盖详细勾股之法也。勾股之法《九章》算草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嘉定孙中丞大东更为详注，极其精密。”（卷一五）“天文图盖天不如浑天，人知之矣。然浑天旧图亦渐与天不相似。惟西图为精密，不可以其为异国而忽之也。”（卷一四）
此书虽然恪守程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发展和批评。对于程朱的“理一分殊”说，提出要区分“理一分殊”和“一本万殊”：“一本万殊犹言有一本然后有万殊，是一串说下。理一分殊犹言理一而分殊，是分别说开。譬之于水，一本万殊者，如黄河之水出于一源，而分出千条万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个水，而江河湖海各自不同也。”（卷二八）认为一本万殊是讨论本与末即本源和派生的问题，而理一分殊是讨论体与用即一般和个别的问题。这种区分，可以说是发展了“理一分殊”的理论。强调要了解和掌握理一，必须对分殊进行广泛的研究，“识得理一未是一贯，识得分殊方是一贯”（卷二八）。没有切实在分殊上穷理的工夫，想达到一贯的境界是不可能的。这同朱熹通过读书穷理而豁然贯通有所不同，强调要在多考察实际事物上下功夫。对于朱熹区分以“天地之性”为善和以“气质之性”为恶的观点也有所批评。认为朱熹把气质之性看作是恶并不妥当，因为“性为万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独，性善之旨正不必离气质而观也”（卷二七）。只要说到性，必然已经与气质结合在一起，所以“论性善者亦必在气质之性上看出性善，方是真切”（卷二六）。既然没有离开气质之人性，那么就不能走程朱把善归为天理、恶归为气质的老路，强调“性善即是气质”。和程朱“理先气后”说也有所不同，主张“即气是理，以为气中即有理”（卷二三）。这些观点对以后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家都有一定的影响。近来研究此书的学者中，有人把书中的思想归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之中。
清末沈鼎甫重刊此书，光绪年间江苏书局亦重刊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