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文心雕龙 |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 释义 | 文心雕龙文论。南朝梁刘勰(465?—520?)撰。十卷。勰字彦和，东莞茗县（令属山东）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生平历宋、齐、梁三朝，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附沙门僧佑十余年，遂博通佛学经论，整编定林寺经藏。天监初，始历奉朝请，临川王记室、参军，并兼东官通事舍人等职。深得昭明太子萧统器重，晚年出家，更名慧地，不久卒。是书成于齐末，时年三十余岁。其《序志篇》说明写作动机，鉴于当时文章“言贵浮诡”，“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全书五十篇，计三万七千七百四十六字，可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前五卷论文体流变，以《原道》、《徵圣》、《宗经》、《正纬》四篇为总论；以下按有韵之文(从《辨骚》到《谐隐》)和无韵之笔(从《史传》到《书记》)分类评述；后五卷论文章作法、作家修养和文学批评等问题，其中《时序》论作家与时代关系，《知音》阐述文学批评之任务。全书体大思精，取材浩博，征引书文计一千四百六十六处，论及作品计一千零三十五篇（部），作家九百十八人，涉及八十六个帝王，十七个朝代，论及文章体裁达九十类，直接论及齐梁文风弊端有十八处，论文学社会功用的有六十六处。纵观全书，首尾一贯，互相照应，不仅在当时是“发前人所未发”，建立了我国古代文学评论的充实基础。许多精辟见解，就是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鲁迅在《论诗题记》中说：“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色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但刘氏过分推崇儒家经典，轻视民歌、小说，对大诗人陶潜只字不提，则是明显缺憾。是书流传版本繁多，清人黄叔琳注、纪昀评《四部丛刊》本通行，今有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重印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校注》本最详较佳。一九五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上下册）。今人周振甫选译三十五篇，分上编十篇，下编二十五篇，亦可参考。 404 文心雕龙文学理论巨著。南朝梁刘勰撰，成书于南齐末。全书共十卷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序言等五部分。总论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是全书总纲和理论核心，阐述了为文的基本原则； 文体论包括《明诗》至《书记》计20篇，论述了文体的渊源和流变及各类文体的特征与写法； 创作论包括《神思》至《总术》20篇，是全书精华之所在，系统地论述了文学的基本主张和方法技巧，强调艺术想象在艺术构思过程中的地位，说明了物、情、辞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创作中的比、兴、夸饰手法、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等，都有论及。批评论包括《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阐明了作者的文学史观、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态度及作家应具备的品德修养等。《自序》为最末一篇，讲明写作目的、全书结构及每篇末“赞”的作用。《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体例周详，意旨精深，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带有总结性的集大成之作。它问世以来，对后世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引起历代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以致出现了作为显学的 “龙学”。 《文心雕龙》wenxin diaolong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作者刘勰(466?—520? )，字彦和。约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这是一部在魏晋以来已经出现的文学理论著作基础上总结性的巨著。内容精博，体系严密。共10卷，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纲领。其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宗经即强调五经是一切文体的本源，例如赋、颂、歌、赞，都源于诗经。他还提出了宗经的具体要求：“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 一则精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 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条要求，就是贯穿在全书中的对文章肯定与否定的原则标准。如《辩骚篇》称赞屈原能“取熔经意，自铸伟辞”。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各种文体的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比之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要详细周密得多。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问题。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的态度、方法作了专门探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 文心雕龙理论批评专著。南朝梁刘勰撰。刘勰(465?—521?)，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未曾婚娶，于二十余岁时到当时京都建康，投奔钟山定林寺，依附名释僧祐，利用寺中丰富的藏书条件，研读佛典，博览群书，共达十余年之久。约于南齐末年(502)撰成《文心雕龙》，甚得当时文坛领袖兼达官贵人沈约赏识，赞为“深得文理”。旋即入梁，开始踏上仕途，初为奉朝请，后曾任临川王萧宏记室参军、太末令等职，官至昭明太子萧统东宫通事舍人，故世称“刘舍人”。晚年受命重回定林寺整理佛经，事成之后，便就地落发受戒，弃官为僧，法名慧地，不久去世。生平事迹载于《梁书·文学传》、《南史·文学传》。 文心雕龙文论专著。南朝梁刘勰撰。十卷，五十篇，分上、下编。下编从《原道》至《辨骚》共五篇是绪论、总纲。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对各种文体源流和作品特征及历史发展逐一作了研究和评价。下编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重点研究创作过程，其中的《时序》和后面的《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主要是文学史与批评鉴赏问题的讨论。《序志》为总序，阐述了作者著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全书体大思精，内容繁富，涉及到文学理论的许多方面。它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杰出的著作，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了新阶段，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此书版本繁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正本。清代影响最大的为黄叔琳辑注本。今人有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和《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 文心雕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刘勰著。成书时间据推测大致是南齐末年(公元498年左右)。全书共50篇。第1篇《原道》至第五篇《辩骚》是全书的纲领，包括了刘勰对文学的基本看法，而其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刘勰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它通过天文、地文、人文表现出来，但又认为对道的认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圣人的言论、文章就是道的体现，要认识道，就必须以圣人为师，并研究圣人的著作即儒家经典。第6篇《明诗》至第26篇《书记》是文体论部分，分别讨论了诗赋、铭箴、哀吊、史传、章表等30种文体，总分为文、笔两大类。刘对各种文体的起源和流变作了探讨，解释其名称和特征，指出写作方法，评述各家、各体的优劣。第27篇《神思》至第49篇《程器》是《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是全书最有创见和价值的部分。刘勰把这部分看作下篇，中心是“剖情析采”，论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和构思、风格、通变、修辞、批评等问题。刘勰将风格分为八体，开创了我国风格分类学的先河。第50篇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此书论述问题之广，体系之严整，前无古人。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等。 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集大成的文学理论巨著。作者刘勰(约465—522)，字彦和，南朝宋、齐、梁时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心雕龙》的文学伦理思想十分丰富。它第一次从论文的角度讲“原道”，即研究文与道的关系。提出“文”本乎“道”的观点。 “道”主要是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儒道。“道”是文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正因为是“道之文”，所以“文之为德也大矣”。提出诗歌和其他文章都要有益“劝戒”，能“顺美匡恶”，起教化作用。主张“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的文行一致观，强调作者的德行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写好文章，必须通过“养正”以锻炼“道心”，通过“师圣”以提高德行，培养诚实、正直的操守，深挚、清竣的情志。对于“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物”、 “说孝而不从”这类“言与志反”、言行不一的人，他特别反对。主张作者应有好的道德修养功夫，能在“虚静”的状态下“陶钧文思”，能自我洗刷精神。认为理正、心正，文不灭质，有正彩（或正彩压过间色）的人才是“彬彬君子”，即作家的理想人物。对“掠人之美，以为己为”的抄袭行为进行了有分寸的批评。对有瑕累的文士有谅解，认为“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人非完人，不能求全责备。人们对文士责备较多，这与文士地位低下有关：“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也。”在文学批评方面主张公平、真切、准确。认为道德因素影响文学批评的进行，例如文人相轻、崇己抑人、贵古贱今、信伪迷真等都妨碍鉴赏者与作者的心理勾通。主张“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广泛地观察(“博观”)，全面地权衡(“圆该”)。在批评标准上强调“真”、“实”，要求“为情而造文”，反对虚假的“为文而造情”。认为时代的思想风气、道德状况，造成了文学的演变，文学风格的差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现实的政治状况和道德风貌，激起作者不同的道德情感，从而创作出不同格调的作品。 《文心雕龙》南朝著名文学美学理论家刘勰著。它体系完备，结构严密，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全书50篇，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组成。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总序，说明该书的写作动机、持论态度、内容和结构。《原道》等前5篇，作者称之为“文之枢纽”，主要讲文学源起、文学原则。文体论从《明诗》到《书记》2)篇，分别论述35种文体的作品。从《神思》到《总术》共19篇，为《创作论》，是全书文学理论的精华部分，理论上的重要建树大多在这一部分。从《物色》到《程器》共5篇为批评论，总结和阐发文学批评的种种原则。各部分既有分工，又互相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有许多精到的见解。首先是文质并重的观点。作者生活的时代是文学追求形式美的时代，文学技巧进步了，但作品的社会内容淡薄了。刘勰既肯定这种趋势的合理成分，又同时强调了“质”，强调内容的真、善要与形式的美相统一。这是一种文质彼此相依、相得而益彰的比较全面而公允的立论。对待文学和社会环境，作者揭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发展规律，把文学的流变与社会、政治相联系。这一见解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是对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作者又指出批评家要有广博深厚的修养，公正平和的态度，客观全面的批评标准。这与他以前偏于主观印象的批评相比，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该书中还有若干散文美学的理论、观点，直至今日仍熠熠生辉。 文心雕龙十卷。梁刘勰(约465—532)撰。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后迁京口 （江苏镇江）。天监中，兼东宫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得萧统赏识。后出家为僧改名慧地。此书成于南齐末年，约永泰元年(498)八月至中兴二年(502)四月之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一部有影响的巨著。全书凡十卷，共有文五十篇。“上篇”二十五篇分为两部分：《原道》、《宗经》等前五篇为总论，《明诗》、《诠赋》等后二十篇分论各种文体之历史发展及特征。“下篇”二十五篇，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时序》、《物色》、《知音》诸篇，是有关文学创作、批评等重要理论问题的专论；最后一篇《序志》。《序志》中称： “《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见此书受当时三教同源思想的影响，融儒、释、道于一炉的文艺思想的特点，但其中儒家思想仍占有主导的地位。全书主要论述有：（一）文学的本质与起源，认为一切文章均应以圣人撰经的“衔华而佩实”的原则作为写作的指导思想，尽管后世文体众多，特点各异，皆基本源于五经，并提出著名的 “六义”说，作为衡量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优劣的标准；（二）文学的构思与创作，指出艺术思维的特点是“神思”，艺术想象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并始终与感情的波涛相连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艺术想象的结果是凝聚成“意象”等等； （三）文学的风格与体裁，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艺术风格形成的主客观条件，认为艺术风格虽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有：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基本风格；（四）文学的结构与技巧，主张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认为内容和形式相互依存，而内容又起主导作用，故强调 “为情而造文”，反对 “为文而造情”；（五）文学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主张“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既要继承优秀传统，又要有所创新；（六）文学的批评与鉴赏，主张文学批评应“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并提出对作品进行“披文而入情”分析的“六观”标准。总之，《文心雕龙》较全面地反映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文学理论批评史、美学思想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集的版本、注本众多。有嘉禾、宏治、嘉靖、万历等年间刻本，注本有清黄叔琳辑注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等。 文心雕龙古代文学理论专著。南朝梁刘勰撰。书成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全书10卷，分上、下编，各25篇。按内容可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总论，包括上编《原道》至《辨骚》5篇。这既是作者给文学规定的总纲，也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它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经的总体要求。二是文体论，包括上编的《明诗》至《书记》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几种文体，着重论述各体文章的性质、源流发展及写作特点，每篇之中又按照“原始表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敷理举统”四项来作为论述的纲领，分类相从，条理明晰。三是创作论，包括下编从《神思》至《物色》20篇(《时序》不计在内)，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问题，系统地阐述创作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为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四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鉴赏论，包括《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以论述批评标准和方法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最后一篇《序志》是作者的自序，说明本书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谓“《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此书以儒家正统文艺观论文，强调征圣、宗经，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局限，在论及丽辞、用事、声律等问题时，也未能摆脱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在文学与时代、艺术形象与艺术思维的特点、文学体裁与风格、内容与形式、继承与革新、欣赏与批评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辟的分析。针对当时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着重主张文学须有社会政治内容、文质应该并重，而质尤为重要，并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演变发展，都与时代政治有关。全书在继承前人理论遗产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实际问题，加以总结阐发，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新的阶段，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著作，对后世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南朝以后各代所推重。清著名学者章学诚赞之曰：“《文心》体大而思精”，“笼罩群言”(《文史通义·诗话篇》)。明清两代出现了若干本书的研究者。其影响还远及国外，9世纪时，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写的《文镜秘府论》中曾多次引用该书。1731年，日本出版了冈白驹校正的该书的句读本。19世纪后，国外出版过多种该书的原本和节译本，法国还编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日本编了《文心雕龙索引》等研究资料。因用骈丽文体写成，加之征引浩繁，故历来注本较多，主要有清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本；今人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新一版本；今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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