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书目

国家藏书总目。明杨士奇等撰。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泰和（今属江西）人。政治家、藏书家、目录学家。出身贫困，地位卑微，自学成才，曾在湖广一带做塾师多年，以教授学生自给。明建文初年被荐人翰林院，充编纂官，参与《太祖实录》的编纂。明宣宗、英宗时，曾长期辅佐朝政，是朝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英宗正统年间，奉旨主持整理文渊阁藏书，他与学士马愉、侍讲曹鼐等对国家书库文渊阁内所藏宋、金、元、辽以来的一万余部、近百万卷藏书“打点清彻，逐一勘对，编置字号，厘定部类”，于正统六年(1441)整理完毕，编成了国家书库藏书目《文渊阁书目》，共著录图书七千二百九十七部。
《文渊阁书目》在分类上完全不依四分法，而是首先以藏书的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千字至往字，分为二十号，共五十橱，每号下包括若干橱。号和橱之下再按图书的内容划分为三十九个类别，一橱包括若干类或一类占有若干橱，而后依类登录图书。具体是：天字共五橱三百二十二号，为国朝；地字共四橱五百五十五号，为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玄字一橱一百四十九号，为礼、礼书、乐书、诸经总类；黄字共三橱四百七十四号，为四书、性理、附经籍；宇字共六橱二百七十二号，为史；宙字共二橱三百十六号，为史附、史杂；洪字一橱一百零九号，为子书；荒字一橱二百七十六号，为子杂、杂附；日字共三橱七百四十五号，为文集；月字共二橱五百六十八号，为诗词；盈字共六橱二百六十六号，为类书；昃字一橱一百七十六号，为韵书、姓氏；辰字共二橱三百六十四号，为法帖、画谱（诸谱附）；宿字一橱二百二十八号，为政书、刑书、兵法、算法；列字共二橱五百五十二号，为阴阳、医书、农圃；张字一橱一百九十九号，为道书；寒字二橱四百零六号，为佛书；来字一橱一百六十八号，为古今志（杂志附）；暑字共三橱五百八十四号，为旧志；往字共三橱五百六十八号，为新志。
《文渊阁书目》在著录上极为简略，既无大、小序，又大多不著撰人姓氏，更无撰人事迹。仅在书名之下，注明册数(在往字第三橱，甚至大半不著录册数)，然后附有“完全、阙、残缺”等字样，实际是一本文渊阁藏书的帐簿清单。
《文渊阁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它打破了传统的四分法体系，不守四分法成规，自创了分类体系，对明代目录的编纂产生很大影响，许多私家目录多效仿此而作，如常熟赵琦美之《脉望馆书目》、毛晋的《汲古阁藏书目》等。它著录图书丰富，基本上囊括了当时的官府藏书，在明清以来典籍散失严重的情况下，对于考校当时的图书状况具有极高的价值。鉴于书目在编纂上同时存在着许多缺点，因此历代学者对之评论不一，可分为三种。一为苛责，以清人朱彝尊为代表，他在《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责道：“其目不详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观者漫无考稽，此牵率之甚者已”。二为曲谅，以清人钱大昕为代表，他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认为：“此目不过内阁之簿帐，初非勒为一书，如《中经簿》、《崇文总目》之属，必以撰述之体责之，未免失之苛矣”。三为既批评缺点，又肯定价值，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曰：“士奇等承诏编录，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编《七略》、荀勖之叙《中经》，诚为有愧……今阅百载，已散失无余，惟藉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
旧本不分卷数，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为十四卷。清《四库全书总目》编者将之分为四卷。清杭州鲍廷博为便于展阅，将其分为二十卷。有《四库全书》（四卷）本；清嘉庆四年(1799)《读画斋丛书》（二十卷）本；民国《丛书集成初编》（二十卷）本；《国学基本丛书》（二十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