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清末今文经学之重要著作。清末康有为著。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康氏广泛涉猎儒佛经典和诸子百家学说，及译本西书。光绪十四年(1888)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间，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
《新学伪经考》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后各地翻刊较多，曾三次遭清政府毁版。影响深广，梁启超称“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并概括此书主要内容为：“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定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把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
《新学伪经考》继承并发展廖平《今古学考》的论点。考证了《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诗传》，断定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是西汉刘歆为了协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至于后世，虽然王莽的新朝灭亡了，但刘歆的伪经却大为流行，“其祚二千年，则歆之篡过于莽矣”。因而把“乱圣制，篡孔统”的古文经学称为“伪经”；而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并进一步强调“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指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予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两大学派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冲击，为扫除维新变法的绊脚石准备了条件。
《新学伪经考》还批判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批评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治学方法。认为“日埋古纸堆中，汩其灵明”，越学越愚。指出为学不能顺应时尚，须“逆乎常纬”。因为常道“其为是俗，非一时也”，“欲矫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反对“恪守祖训”，促使了知识分子对“卫道”的“圣经”的怀疑，有思想上的解放意义。
《新学伪经考》为了破除对正统的封建制度理论基础的崇拜，破除对建立在伪经基础上的各种制度的迷信，为变法制造舆论，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子的招牌，反对封建顽固派，因此以阐明孔子的“真经”为己任。“提圣法于既坠，明六经于暗曶，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吾虽孤微，乌可以已！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暗有所待邪？不量绵薄，摧廓伪说，犁庭扫穴，魑魅奔逸，雾散阴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经，翼圣制，其于孔氏之道庶几御侮云尔。”
《新学伪经考》在考据学上也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认为“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藏书之禁仅四年，火焚之刑仅城旦，则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论，天下六经读本不缺”，以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但考辨也多武断之处，如认为古文经学皆刘歆伪作，就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此书的重要价值不在考据，而在于它的思想意义，它成了戊戌变法运动的理论根据之一。
此书于1917年重刻出版，更名《伪经考》。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标点本，复改今名。另有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