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观复书》
北宋黄庭坚作。这封信兼论诗文，从散文美学的角度看，其重要性超过《答洪驹父书》。作者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以理为主”的创作观点，并提出了“理得辞顺”的要求和标准。这里的“理”有其特定涵义，既是指文理，又包括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及人生态度，不同于道学家的抽象的义理，也不同于秦观的事理之“理”。“理得”，既指文理自然，又指说理正确、充分；“辞顺”，指语言畅达。作者把“好作奇语”的创作倾向当作“以理为主”的反面加以抨击：“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
，其病至今犹在。”又从正面论述了“以理为主”的好处：“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由此也可见“理得”与“辞顺”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论诗文创作讲求布置法度，与苏轼注重天成自得各标一帜。本文提出“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观点，可以与作者“文章必谨布置”(范温《潜溪诗眼》引，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的一贯主张互相补充，而不是向苏轼靠拢。“绳削”，即指规矩、法度。“不烦绳削而自合”，意思是不拘守法度，却自然合乎法度。在作者看来，这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他列举杜甫到夔州后的诗作，韩愈自潮州还朝后的文章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与王观复书》
宋黄庭坚撰。作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作者贬任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戎州（今四川宜宾）安置时。本文为回复友人王观复之书。它指出了王诗“语生硬不谐律吕”、“词气不逮初造意时”的缺陷，阐述了“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的道理。文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者在关切地问候了对方的身体后，坦率地指出了王诗的缺陷，并帮他分析形成原因、寻找改进措施。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关心、帮助友人的一片深情，读来使人感动。作者以民谚及刘勰、苏轼的文论为据，通过六朝与唐宋文学创作教训与经验的总结，得出“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山群拔萃”的结论，读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