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楚辞集解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释义 | 楚辞集解明汪瑗(?—1566)撰。八卷,附“蒙引”二卷,《考异》十卷。瑗有《杜律五言补注》已著录。是书只注解屈原作品,他人《楚辞》作品均未收入。瑗在世时,此书并未刊行,后为其子汪文英搜求刊刻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此书注解中多“臆测之见,务为新说”,“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此蔽固存,然汪注在对屈原作品意境及内涵的理解及注中所引材料等方面,研究颇深。且书中引证极博,并时加案语,训诂而外,亦论章法。每数句加注,先陈己见,兼采各家之说,除大量引证王逸、朱熹、洪兴祖诸家之说外,还引证《尔雅》、《论语》、《史通》及建安诗人和李、杜等人的诗文为证,在其“新说”之中不乏真知灼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并为后人所承认。如《湘君》、《湘夫人》两篇,历来多以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为说,汪氏独以为 “湘君者, 盖泛谓湘水之神, 湘夫人者,湘君之夫人,具无所指其人也。”说明这是神话中之一对配偶神,颇有见地。此书刊行之初,并无《天问》一篇,其子遂将汪瑗手批朱熹《<楚辞>集注》中《天问》篇文字补充收入。今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本即无《天问》,可见为最初刊本。另外一种本子便是补进《天问》的刊本,浙江、上海图书馆均有藏本。是书“集解”后附“蒙引”两卷,摘录诗中若干字句加以注释,也多杂引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重在辩证考释,共有二十三则。“考异”引王逸、洪兴祖及朱熹三本注文互校字句,只列出相异之文,并不发表己见,共一百七十二条。此书有附图九幅,即天文图七幅以解《天问》,舆地图两幅以配《离骚》,为《楚辞》注本附图之首,实有开创之功。 楚辞集解正文八卷。《蒙引》二卷。《考异》一卷。《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皆作汪瑗《楚辞集解》十五卷,《好古堂书目》作 《楚辞集解》附 《蒙引》、《考异》七册。明汪瑗 (?—1564)撰,侄仲弘补。汪瑗,字玉卿,新安 (安徽歙县)人。明诸生,博雅工诗,与王世贞、李攀龙等友善,有 《巽麓草堂诗集》、《楚辞集解》。此书八卷,卷首附楚辞大小序。大序包括:班固 《离骚序》、《赞》,王逸 《楚辞章句序》,洪兴祖《楚辞总论》,朱熹《楚辞后语》及《反离骚》篇后跋语,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下的注文,朱熹 “六义”及《楚辞集注》序,何乔新《重刻楚辞序》,王鳌《重刊王逸注楚辞序》共十二篇。小序则分录王逸、洪兴祖、朱熹、吴讷对楚辞各篇的序文二十五篇,以篇次为类。正文八卷,只注屈原作品,宋玉以下诸家作品皆不录。每卷不标卷数,只标 《离骚卷》、《九歌卷》等等。每数句加注释,先叙己意,再采集各家说法,多引王逸,洪兴祖、朱熹语,亦引 《尔雅》、《论语》、《尔雅翼》,《史通》及曹植、李白、杜甫诗文。引证极博,时加按语。除训诂外,亦论章法及作品写作背景。此书完稿后未能立刻刊行,遗稿为亲属所匿。其子汪文英求刊之,而《天问》之注终不可得,故初本无 《天问》。后汪文英取汪瑷手批朱熹 《楚辞集注》中的《天问》篇补之,使全书完整。《蒙引》二卷,前有焦竑万历四十三年 (1615)序。《蒙引》重在辩证文义,考释名物,杂引诸家之说,而断之己意。因文字繁多,不宜入正文,故别为附录。共一百二十三则,仅及 《离骚》一篇。《考异》一卷,有汪氏自序。正文共一百七十二条,摘录原句,再以王逸、洪兴祖、朱熹所著三本 《楚辞》著作互校字句,只列异文,不加断语,仿朱熹 《韩文考异》,附录于篇末。此书颇多新说,并不乏真知灼见。其学术价值:一、在诗作章法分析与写作背景考证上多有新见。如认为《礼魂》为“前十篇之乱辞也”,认为前十篇每篇之后“当续以此歌也”。首创《哀郢》作于 “白起破郢”说,并加以详辨 (后来不少《楚辞》研究者将此发明权归于王夫之,实属不公),又如《怀沙》作时,题义多依《史记·屈原列传》与朱熹《楚辞集注》说,为绝命词,但推翻朱熹怀抱沙石的说法。汪氏首创怀长沙说,为后来研究者所接受 (可惜,不少人将此解首倡权归蒋骥名下),并已成定论。二、在各篇作意上,亦有平正通达说法。如认为《九歌》、《桔颂》、《天问》、《远游》皆作于平日之时,无关于君事。特别在《九歌》作意上,有力驳斥了寄托说:“其文意与君臣讽谏之说,全不相关。”一扫王逸、朱熹说法,比较符合诗意。三、在名物考释方面,多有富于启发性的新说。如对《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的 “三后”,王逸解为禹、汤、文王,朱熹解为少昊、颛顼、高辛,而汪氏首出新说,“此言三后而不著其名者,盖指楚之先君耳。”并且进一步指出“当指祝融、鬻熊、熊绎也。”此说为清代不少研究者所接受。四、在词义诠释、文字训诂方面,亦颇有独到见解。如解《离骚》“恐皇舆之败绩”之 “绩”时,即不从王逸 “绩”为“功”说,又不遵洪兴祖引 《左传》称大崩曰败绩的解释,汪氏从实际出发,注曰:“败绩则指车之覆败,以喻君国之倾危也。”可谓解说准确,并进一步揭示喻意。对 《离骚》“夏康娱而自纵”之 “康娱”之解,尽不取前人将 “夏康”(夏太康)连读解,而就 《离骚》三处康娱连用之文,认为 “康娱二字当相连讲无疑”,将康娱解为“犹言逸豫也”,此解极切诗意。由于汪氏刻意求新,力排诸家,难免有些误说。如认为《离骚》乱曰“乃一篇归宿指要之所在,则此四言者 (“又何怀乎故都”为宗旨),实 《离骚》之枢纽,孰谓屈子之未尝不去乎?”反而指责洪兴祖等人强调屈原的惓恋家国之情为错解,便是失当之论。对 《九歌》中的 《大司命》、《少司命》与 《湘君》、《湘夫人》硬归为两篇,尽管详加申说,但实属节外生枝,徒劳之举。又出于臆测,认为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多为遭忧而作,“总称之曰 《离骚》可也,又奚各篇各有题名乎?”此实属妄为主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评价极低,无一褒奖之词,未为公论。总观此书,虽有臆测之病,但具有较高价值。因为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否定,加上它的过激偏颇之见,往往掩盖不少真知灼见,而且此书流传不广,其真知灼见鲜为人知。甚至将其首创之说归为遵从其说的后代研究者。平心而论,此书应是继王、洪、朱诸家之后的一个《楚辞》重要注本,有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附图,据书中凡例所云,为其侄汪仲弘所绘,但近人对此有所怀疑。此前《楚辞》注本未见附图,附图的作法,具有开创之功。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汪文英初刻本,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三年(1615)汪文英刻本,武汉大学、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处藏。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浙江图书馆、四川图书馆藏。又日本京都大学、上野图书馆藏。上野图书馆藏本有归有光序,为国内藏本所无。万历间刻本附《天问注补》二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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