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9 盛世危言
郑观应编著。1883年后刊行，有5卷本、增订新编14卷本、8卷本等多种版本，其蓝本为1873年《救时揭要》与1880年《易言》。正文104篇，附录百余篇，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著述。其《商战》、《商务》、《机器》、《洋学》诸篇于商业颇多论述，提出“商战”思想，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要在对外通商方面与外国竞争，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书中举日本为例，论述发展商业的重要：“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如有亏损，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能百废俱举。”作者还主张“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变通而后能克敌。”这些思想充满了爱国情怀，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盛世危言
清末早期改良派代表作。清末郑观应著。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偫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在上海习西学，任买办。此书是在《救时揭要》和《易言》的基础上，增订辑录《易言》一书刊行后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间文章而成。清光绪十九年刻行于世，后相继刊行二集、三集。
《盛世危言》取《论语》中“邦有道，危言危行”之意立名。此书“专纪时务”，纵论中外形势，比较中西得失，集中表述了其“欲攘外，亟需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的维新思想。主要篇目有“道器”、“西学”、“议院”、“学校”、“吏治”、“交涉”、“商务”、“铁路”、“邮政”、“银行”、“开矿”、“纺织”、“农功”、“海防”、“边防”、“练将”、“练兵”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领域，提出了一个“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
《盛世危言》书首《道器》一篇，为全书总纲，反映了作者的哲学观点。认为“器由道出”，而“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为太极”，“道”是“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并强调“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又认为抽象的“道”必须通过“形器”去发现和穷尽，“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强调“道”“器”应是统一的，“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认为只有把道器结合起来，才是“本末具，虚实备”。并以此道器和本末观来分析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以为中学与西学各有所偏，“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我堕于虚，彼征诸实”。强调“中道西器”，“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又认为“本末”(“体用”)是相对的，西学也自具本末，“西人立国亦具有体用”，并要求人们学习西学之本，“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在思想上有开创意义。
《盛世危言》主张学习西方议会制度，批判当时对待西学的两种“偏执”。“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废，交相弊也”。强调要克服偏执，真正了解西学。批评洋务派官僚“遗其体而求其用”，不识西学之体，而求仿效西学之用的做法，认为这必将造成步趋人后，结果“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哉！”作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才是其“体”和“本”。“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作者认为“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主张开设议院实行立宪，唯有这样才能“达民情”、“张国威，御外侮”，“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反之，“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阂隔，志必乖违，力以权分”，强调“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也”。
《盛世危言》提出“商战固本论”，把振兴工商看作是致富自强的根本，把富强看作是抵御外侮的必要条件。认为时势的发展已与古代完全不同，“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古粟布交易而止矣”，而现今时代，“各国并兼，各国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都是以“商”为中心。作者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要求清政府改变“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的局面，保护和赞助工商业。作者主张“凡通商口岸，内身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主张让民族工商业自由发展；反对把工商者“目为市侩”的世俗偏见，强调“商”的重要地位，认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并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主张。作者认为西方列强的对外政策为“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侵略“皆商人为之先导”，制服之法，应“以毒攻毒”，兴商务，习商战。“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盛世危言》刊行后，光绪帝命总署印二千部分发各省有司。此书共刻印了十多万册，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影响。蔡元培评价该书为：“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蔡元培年谱》)
此书版本颇多，约二十多种，其中主要有光绪十九年刊本。光绪二十年(1894)的五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十四卷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八卷本。各版本篇数及篇名亦有变动。此外坊间自行翻刻者版本繁多，卷数和编排均有差异。今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郑观应集》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