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 资治通鉴
北宋编年体史书。本书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编纂宗旨；其内容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凡1362年之史事，“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举撮机要”，加以记载，实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治乱得失。至其政治思想，则以“孔子之经，不可损益”为依据，贯穿维护封建秩序、反对改革的思想。本书是了解和研究古代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208 资治通鉴
编年体史书。294卷，又目录30卷，考异30卷，宋代司马光等撰。记载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16朝，1362年史事，是我国编年史中，包括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司马光先编成自战国至秦的编年史八卷，名《通志》，献于英宗。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奉命开局，继续编撰此书，至神宗元丰七年十二月书成。前后历时19年。神宗名其书曰《资治通鉴》。此书编写分工：古代至两汉，由刘攽起草；三国至隋，由刘恕起草；唐至五代，由范祖禹起草，最后由司马光删节定稿。该书取材甚丰，依据正史，博采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文集、碑传等320余种。先是按时间顺序，排比重要史实，编成长编，由司马光删削定稿。该书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在历代统治衰亡中取得借鉴，故该书内容，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有目录，供查阅之用；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为后学者提供了系统完备史料。后人注释该书者甚多，尤以宋末元初人胡三省所著《资治通鉴音注》为最。
资治通鉴
编年体通史。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北宋司马光主编。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宝元元年(1038)进士，授奉礼郎，改签苏州判官事。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史馆检讨、起居舍人等职。仁宗末年，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竭力反对，屡次与安石等在神宗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任其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因政见不合，乃求外任。熙宁三年(1070)，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从此长期居住洛阳，六任冗官。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罢新法。为相八个月病卒，赠太师、温国公。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等。
《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末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历史，全书约三百多万字。其编修，经历了由私撰到奉敕设局的过程。司马光因历代史书烦冗，特别是“纪传之体，文字繁多”，学者难以遍览，很早就想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他先独力撰成《通志》八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进呈宋英宗，深得赞赏。英宗遂于治平三年(1066)四月命他继续编撰，改称为编集“历代君臣事迹”，由他亲自选择助手，正式开局编修。并许其借阅宫廷秘阁藏书，由政府供给笔札。神宗即位后，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正式赐名《资治通鉴》，并预写了序文。先后参加编写的有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具体分工是：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和五代两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三人之中，刘攽博记能文，是著名的汉史专家；范祖禹专治唐史，后著有《唐鉴》一书；刘恕是史学通才，尤长于魏晋以后史事，被称为实系“全局副手”。在编修中，司马光又制定了严密的编纂程序和方法，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在全面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依年月日标出事目，并附注资料出处，编成“丛目”。其次是检阅丛目所列资料，考订史事详略异同，整理铨次成文，撰作“长编”也即初稿，其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最后由主编司马光删繁就简，取精用宏，并进一步考订异同，剪裁润色，总其大成，写成定稿。据有关资料，范祖禹所修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经司马光删定，仅存八十一卷，史称洛阳有《通鉴》草稿盈二屋，中无一字草书。至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历时十九年，全书终告完成。其《进书表》称，十九年中，“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确非虚语。《通鉴》的修成，正是主编负责、通力协作的产物，它为集体修史树立了极好的典范。
《通鉴》的著述宗旨，是“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通鉴》卷六十九)。实质是以总结历代政治经验教训为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书中对历代的治乱兴衰，重大的政治事件、军事行动，包括民族斗争、农民起义的情况，作了突出的记载，同时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制度的沿革、礼乐兵刑的演化、河道水利的兴修、天文历法以至典籍的聚散等等，也都作了适当的载录。所叙历代君臣事迹，不仅有他们为政理民的嘉言懿行，为使封建统治阶级有所鉴戒，对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腐败黑暗，也作了尖锐的揭露和谴责。如书中对汉灵帝的贪婪，晋惠帝的愚昧，南朝宋孝武帝的荒淫无耻，梁武帝的伪善目面，都刻划得淋漓尽致。即使对于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如汉武帝、唐太宗等的过失，也毫不掩饰地予以批评。对贪官污吏残民以逞的史实，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尤其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唐末黄巢起义等几次大的农民战争，《通鉴》都作了比较详细而真实的记载，有些地方比正史记载得还要完备和具体。因此，此书虽说是为统治阶级“资治”而作，却在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并提供了历史上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宝贵资料。从体制结构上说，它以编年的形式，叙述了自战国至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的史实，反映了其间历代治乱兴衰的基本状况，从而建立起了编年体通史的规模。如《四库提要》称：“其书网罗繁富，体大思精，为前古所未有。”(《四库提要》卷四十七)这是它在史学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取材广博，考订精审，并作《考异》，也是此书的重要特点。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传家集》卷六十三)因此，举凡正史、杂史、笔记、小说、谱牒、家传、文集、地志、墓志、碑碣，无不“左右采获，错综铨次”。所据史料除十七史外，据统计，征引杂史诸书达三百四十余种，其中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由于参考资料极其丰富，往往一事据三四种资料写成。对所据史料，又无不严加考辨，其甄别史料的标准是“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若无其他材料可以验证，“则以事理推之”，或“疑以传疑”。既择其可信者从之，又参考同异，辨证谬误，别著《通鉴考异》三十卷，以说明取舍的理由。其所创立的自著考异的优良方法，使《通鉴》的记事更为确实可靠，并对后代史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不少史家都继承了这一修史良法，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历史编纂学上，它继承编年史体的写法又加以改进发展，同时广泛吸收了纪传体写作的一些优点，从而将编年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记事往往先提其纲，后原其详。长篇叙事，必交代其前因后果。对同类事，则采取连类而及的方法。至于人物邑里世系、官爵封谥等零碎史料，也予恰当的安排。这些方法的运用，扩大了编年史记事的范围，同时又避免了编年史枯燥乏味、流水帐簿式的弊病。其书体例严谨，文字质朴优美，叙事翔实生动，尤其擅长于写战争。如书中写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愬雪夜袭蔡州等，都绘声绘色，成为历来脍炙人口的叙事佳作。即使像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样迭起迭落、纷杂交错的局面，也叙述得条理分明，井然有序，充分显出了作者统览大局，综铨史事的才能。此外，为便于读者检阅《通鉴》，又另编《通鉴目录》三十卷，采用年表的形式，略举事目，并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也是历史编纂法上的一个创造。在思想论点方面，书中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论述和主张。对历来学者反复争论的正闰之辨，司马光认为“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主张“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在年号问题上采取“授受相承”、“借年纪事”的原则(《通鉴》卷六十九)，使历史的记载，尽可能符合客观的事实。对历史上的符端、灾异、图谶、怪诞及阴阳、佛道等，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从而减少了常见于史书上的种种迷信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无神论倾向。又如主张君主治理国家必须虚心纳谏、秉公用贤、信赏必罚、崇俭戒奢等等，并从统治阶级本身寻找农民起义的原因，其历史总结也包含了某些合理、进步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在书中尤其是在其所撰的史评中，强调维护封建纲常的“名分论”，宣扬所谓“礼治”的道德决定论，并把封建君主视为历史的主宰，将国家治乱最终归因于“人君之心”，以及其保守思想，在《通鉴》中也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些充分反映了司马光的唯心史观，无疑是《通鉴》中的封建性糟粕。
《通鉴》问世以来，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神宗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困学纪闻》卷十二)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梁启超称：“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作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新史学》)它的产生，影响十分深远。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至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等，都是师法其体制而成的。南宋袁枢据之改编为《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编成《通鉴纲目》，从而又衍化出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历来研究此书的人也相继不绝，并形成了一门专学——“通鉴学”。注释此书的有南宋史炤《通鉴释文》，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其中以胡注最为精详。清代严衍著有《资治通鉴补正》，陈景云的《通鉴胡注举正》、赵绍祖的《通鉴注商》等，对《通鉴》和胡注都有所订正。现代史家陈垣著有《通鉴胡注表微》，张须著有《通鉴学》，均可参考。
初刻本为元祐元年(1086)下杭州镂板的北宋监本，七年刊印行世，今已不可见。现存最早的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余姚重刻本，已有残缺，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的宋刊百衲本即以余姚本为主。涵芬楼《四部丛刊》初编中影印的《通鉴》也系宋本。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标点本。
资治通鉴
书名。北宋司马光所撰编年史书，司马光 (1019—1086) 字君实，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元年 (1038) 进士，历任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官。司马光自幼嗜读史书，但有感于以往史著文字浩繁，颇不便于世人阅读，决心去粗取精，仿《左传》 自编通史，初名曰《通志》，自战国至秦二世，分为8卷。治平二年 (1065) 进呈英宗，英宗很欣赏，命置局秘阁续修。熙宁七年 (1074)，神宗为之作序，赐名曰《资治通鉴》。元丰七年 (1084)，书成。前后历时19年，司马光为之呕心沥血，付出相当精力。助其事者，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皆精于史学。所用史料，正史类27种，编年类、伪史类、杂史类、起居注类、故事类、职宫类、杂传记类、地理类、小说类，类书类、兵家类和历算类达322种，留在洛阳的残稿至两屋之多，终于写就一部史家绝唱。《资治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23年 (前403年)，下讫五代后周显德6年 (959)，凡1362年；写成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354卷。其选材重点在历代王朝兴衰、国计民生、君臣为政得失诸方面，以利后人借鉴古人得失治国治民，达到天下大治。其中《周纪》 5卷，含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和赧王； 《秦纪》 3卷，含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和二世皇帝； 《汉纪》60卷，含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王莽、淮阳王、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和献帝； 《魏纪》 10卷，含文帝、明帝、邵陵厉公、高贵乡公和元帝；《晋纪》40卷，含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宋纪》 16卷，含武帝、营阳王、文帝、孝武帝、明帝、苍梧王和顺帝； 《齐纪》 10卷，含高帝、武帝、明帝、东昏侯和和帝；《梁纪》22卷，含武帝、简文帝、元帝和敬帝； 《陈纪》 10卷，含武帝、文帝、临海王、宣帝和长城公； 《隋纪》8卷，含文帝、炀帝和恭帝； 《唐纪》81卷，含高祖、太宗、高宗、则天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和昭宣帝； 《后梁纪》6卷，含太祖和均王； 《后唐纪》8卷，含庄宗、明宗和潞王； 《后晋纪》6卷，含高祖和齐王； 《后汉纪》4卷，含高祖和隐帝； 《后周纪》5卷，含太祖和世宗。历朝君王的文治武功和盛衰强弱，无不俱备。编撰中，司马光录用43种记载帝王宫廷事迹的起居注和实录。撰者认为国君日理万机，无暇周览 “文字繁多” 的史书，因而编 《通鉴》，以便君王能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因此，《资治通鉴》也可称为首部帝王指南。元、明、清三代校刊甚多，尤以元代胡三省音注本较佳。清圣祖康熙皇帝曾著《御批通鉴纲目》，清高宗乾隆皇帝著《御批通鉴辑览》和 《通鉴纲目三编》。今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的铅印本最便于查考。
《资治通鉴》Zizhitong jian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的、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善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神宗时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洛阳充冗散官居住了15年。神宗死后，一度当政，尽废新法。宋英宗时，司马光开始仿照《左传》编纂史书。退为闲官后，他专以编书为任，并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为其助手，前后经历19年编成此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撰序。《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了1362年历史。《通鉴》按照年、月、日的顺序叙述史事，时间不甚分明者，则概括地叙述在年终或月末；又常用追叙或附叙之笔补写事件的前因后果；叙述史实之外，还有分析、评论。《通鉴》所取史实以政治、军事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等。由于司马光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也是一味强调维护纲纪名分等封建伦理道德，主张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措施。《通鉴》的注本，以宋末元初胡三省所撰《资治通鉴音注》最为周密详明。胡三省字身之，南宁天台（今浙江宁海县）人。其《通鉴注》在宋亡之前本已著成，时值战乱，书稿遗失。他发奋重撰，前后费时30年，终于完成。胡三省把毕生精力和全部学识集中灌注于《通鉴》的注释之中，直到今天仍是最好的注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点校本收有胡注，是目前最好的读本。
资治通鉴
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编撰。协助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记载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外，征引各种记载322种。内容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是名。吸取纪传体优点，避免编年史弊病，遇重大历史事件，不再分见多处，赋予编年史体裁以新的生命力。有“考异”以明史料取舍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有史论以申评价。注释有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清初严衍《资治通鉴补正》等。参见“司马光”。
《资治通鉴》
（元）胡三省音注。国学整理社1935年版。
《资治通鉴》
（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校点出版，1976年重印。
资治通鉴
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司马光等撰。又考异、目录三十卷。是北宋时代修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403)，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 (公元959)，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之外，参加编写的主要有刘恕、范祖禹和刘攽等。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 （今山西夏县）人。仁宗时中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神宗任命他做枢密副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 (1070) 出知永兴军 （今陕西西安），次年至洛阳，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他由洛入京，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病死。他的著作除《资治通鉴》外，还有《稽古录》和文集等。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司马光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就是说，作者企图通过叙述历史上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来总结统治经验，为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服务。因此，这部书受到宋神宗的赏识，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给它定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之作序。此书编撰过程很长，历时十九年之久。最初司马光写成战国至秦二世八卷，名为《通志》，进于宋英宗。英宗治平二年(1065)另说三年 (1066)，奉命设书局继续编撰，至神宗元丰七年 (1084)始成。在开始的五年中，司马光等人在都城开封编写了周、秦、汉、魏部分，之后又在洛阳花了十四年时间完成了西晋至后周十二朝的历史。它搜集的史料相当丰富，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三百余种。参加编撰的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删改定稿，因而在史料的整理、剪裁、排比和史实的考订方面，下过一番功夫。遇到史料记载的重要异同，还在《考异》中作了考证。至于《考异》中引用的书，有不少现已失传，它保存了这些佚书的部分记载。本书从内容上以政治、军事为主，但也记载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此书一经刊行于世，就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注释有宋末元初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标点本以清朝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此本有胡注，并将原来单行的司马光的《考异》附在正文之下，读起来较为方便。章钰曾用胡刻《通鉴》为底本，校勘过宋刊本《通鉴》九种(章钰简称为十二行本，甲、乙十五行本，十四行本，甲、乙十六行本，甲、乙十一行本，傅校北宋本)，并参考明刊本《通鉴》一种 (即孔天胤本，章钰简称为孔本)及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等书，写成《胡刻通鉴正文校本宋记》三十卷。另外，清严衍著《资治通鉴补正》，对《通鉴》拾遗补缺，刊正错误，大有裨益。
《资治通鉴》
书名。后世简称《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外加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也宗显德六年 (公元956年)。记述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300多万字，成为我国编年体史书规模最大的一部。此书取材广博，除历朝正史外，尚有野史、实录、谱牒、行状、文集等三百余种。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资治通鉴》。此书问世后，影响甚大，不少史家仿效写作。后世研究者甚多，已成为专门的学问“通鉴学”。历代注释本中以宋末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初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正》等较有名。
资治通鉴
编年体通史， 北宋司马光等撰，宋神宗制序赐名，共294卷，元胡三省注。该书上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除采摘正史外，杂史稗说无不搜集，史料翔实，叙事得当，其中战国秦汉部分68卷，可为研究汉代长安提供线索参考。今中华书局出版有点校本。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最大的编年体通史。简称《通鉴》。北宋司马光于1084年编撰完成，历时19年。记载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间1362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等。协助司马光编撰的有刘恕、刘.jpg)
、范祖禹等，书成后，司马光又撰《考异》30卷、目录30卷，连同正文294卷，共300余万字。其材料除采用已有的十七史外，还引杂史数百种，参阅有关史、传、谱录220多种。于叙事外，还收入前人的史论97篇，又自己撰写了史论118篇。内容丰富，材料可靠，文笔生动，有不少文学名篇。成书后，1086年校订完成，送往杭州雕板，于1092年印行于世。元代胡三省注释的《资治通鉴音注》和清代严衍著的《资治通鉴补正》，为《资治通鉴》拾遗补缺，改正了一些错读。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点校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1部经认真整理的本子，资料全面，方便实用。中华书局于1997年将《资治通鉴》点校本缩印成2册出版。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全书294卷，记载了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是在皇帝支持下编书的，他把有关国家盛衰、民生休戚的一些大事都尽量编写进来，对于“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事实尤其注意网罗。经过19年的苦心孤诣，编年史完成。神宗看后称其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特命名为《资治通鉴》。帮助司马光写 《资治通鉴》 的主要助手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起草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史事，唐代的历史由范祖禹执笔。这3人都精通史事，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他们在编写过程中，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先由司马光写出编写提纲，然后他的助手根据提纲排比材料，以年月日为 “丛目” ，再将编入的材料逐条进行修订整理而成“长编” ，原则是 “宁失于繁，勿失于略” ，最后由司马光修订润色定稿。司马光以极大的精力投入这部书的编写工作，在进书表上说：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其子司马康担任 《资治通鉴》 的文字检阅。
《资治通鉴》取材范围极广，举凡正史、杂史、笔记、小说，无不 “左右采获，错综铨次” ，采用杂史300余家。搜集的史料“简牍盈积，浩如烟海” ，由于参考资料极其丰富，往往一件事用三四处材料综合写成，内容充实，天文地理、礼乐历数，无不详备。丰富的史料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资治通鉴》成为一部史学名著。
《资治通鉴》 问世后，许多学者进行研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称为 “通鉴学” 。宋代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今浙江鄞县人)撰写《通鉴·地理通释》，朱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宋末元初，胡三省花30年时间为《资治通鉴》作注，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学术价值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