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 近现代逻辑思想

从16世纪末叶开始，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宣传耶稣会教义，扩大精神统治范围，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追随传教士，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文化。1631年，李之藻(1565—1630)和传教士傅汛际合译的《名理探》出版了，这是西方逻辑学的最早期的中译本。由于该书内容繁琐，又充满神学说教，所以在学术界影响不大。明清之际，一些思想家在明亡之后坚持抗清保节，隐居山中研究诸子之学，也使中国古代名辩学得到复兴。傅山悉心注解《公孙龙子》和《墨子·大取篇》两部古代重要的逻辑著作，提出了许多独创见解。王夫之(1619—1692)也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名辩思想，探讨了辩证思维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晚清时期，杨文会(1837—1911)居士广求各种佛典，从日本得到国内早已失传的玄奘、窥基等人译注的因明著作，并重新刊印发行，为当时学者学习和研究因明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大大推动了因明的复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西方逻辑再次传入我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田吴炤译的《论理学纲要》([日]十时弥著)，严复译的《穆勒名学》([英]弥尔著)等。这些译书出版之后，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极大重视，于是在我国出现了学习和研究西方逻辑的高潮。
在西方逻辑的刺激下，学术界进一步增加了研究我国古代逻辑和因明的兴趣，并且开始了三种逻辑的比较研究。严复在研究西方逻辑的同时，肯定中国古代有丰富的逻辑思想，并经常用中国古代逻辑术语去翻译西方逻辑，梁启超用西方逻辑理论研究了墨子逻辑思想，指出《墨子》一书中的推论式与西方逻辑三段论、因明三支法有共同之处。梁启超是对三种逻辑进行比较研究的最早的学者。章炳麟对中国的名辩学和印度因明都有较深的研究，他以因明三支论式为标准，去比较和评价西方逻辑三段论以及《墨经》论式，他认为因明三支法最符合“论辩之道”，因此是最理想、最完美的。章士钊以西方逻辑为经，中国逻辑为纬，写出 《逻辑指要》一书，“融贯东西，特树一帜”。胡适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了中国古代逻辑史，写成了《先秦名学史》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断代逻辑史专著。继之，金岳霖是我国传播现代逻辑最早最有影响的学者，对我国的现代逻辑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汪奠基除了早期对介绍数理逻辑有一定贡献外，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沈有鼎则对墨辩逻辑有较深入的研究，对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作出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