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

中国古代道德概念。指人的道德实践。《尚书·太甲》上：“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认为不道德的实践，使人形成不道德的品性。孔子提出道德实践使人原本相近的本性有了差距，他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汉·王充认为，除上智与下愚者之外，“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论衡·本性》)。宋·王安石又进一步区分道，“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习也”(《性说》)。证明了人的不同的道德品性，乃是后天实践所决定。明·王廷相肯定了实践对人的道德品性之形成的决定作用，他说：“凡人之性成于习”(《答薛君采论性书》)。王夫之认为，习作为实践，是人之道，“习者，人道”(《俟解》)。这种习是人的好学、知耻、力行的能动活动过程。道德实践过程的完成，本身就是人的本质确定的过程，两者是相统一的过程。他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尚书引义》卷3)。他认为， “人之性随习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对于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说：“人之皆可以为善者，性也；其必有不可使为善者，习也，习之于人大矣”（同上书）。明末刘宗周著《习说》，提出习即性的命题。他说：“习即性矣，凡境即性境，凡闻即性闻，凡见即性见，无心非性，无性非习。”清·颜元提出时习治心之说，认为“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习斋先生言行录》)。只有“时习方能有得”，“习与性成，方是乾乾不息”（同上书）。学与习必须终生兼重，“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存学编》卷1)。颜元将“尚习行”列在其实学之首，其弟子钟绫在记载老师言论的《习斋记余》的序中说，“遵《论语》开章之义，尚习行也”。习的思想是古代伦理学的重要成果，在现代仍有其珍贵价值。习动 中国清初思想家颜元提出的道德修养法。意即在习行中认识事理和领悟道德。颜元反对宋明理学家的“习静”，提倡习动。他把求学问和修道德的方法总结为不断实学、实习、实行。他说：“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习动。”(《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他认为宋明理学家主张的在修养上靠虚静来遏制人欲，保存天理是不可信的。因为自然界和人的形体、感官、思维每时每刻都在运动，运用外力来遏制，只会违背规律，受到惩罚。而习行则具有去恶养善的功效。在习行的动态活动中，领会道德规范，克服不道德的行为，才能真正培养起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颜元十分重视通过道德实践活动，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