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龚自珍1792—1841

清思想家、文学家。原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21岁便著文针砭时政，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已是“吸引暮气，与梦为邻” 的 “衰世”，指出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预言社会巨变之将临。积极主张社会改革，提出“更法”、“改制”，忠告清政府“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提出改革科考，选拔人才；限制君权，加重内外大臣的威权的政治改革方案。支持林则徐禁烟，主张加强战备，移民西北，巩固边陲。还主张按宗授田，抑制兼并。著有《龚自珍全集》。

126 龚自珍

清思想家。与魏源同为当时提倡“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世称“龚魏”。揭露当时封建社会的衰败，认为衰败表现为吏治腐败，道德危机，官僚士大夫寡廉鲜耻、道德沦丧，使国家蒙受耻辱，其原因是封建君主专制及其纲常名教，推行“摧锄天下之廉耻”。要振兴国家，当“以教之耻为先”(《明良论》)。更法改图，不拘一格降人才。认为封建社会已进入“吸引暮气，与梦为邻”(《明良论》) 的衰世。主张“人性无善恶论”，认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善恶是后天形成的，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提出“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很 (狠) 忌非固有” (《龚自珍全集》第18页)的伦理观念。他主张人性自私论，认为人人有私，即使圣帝、哲后、忠臣、孝子、贞妇也不例外。说封建统治者倡导的“大公无私”是“以墨(翟)之理，济杨 (朱) 之行” ( 《改私》)，否定其公私观。认为应“先私后公”、“先公后私”或“公私并举”。提出“众人造伦纪”的道德论，认为纲常伦纪是“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认为要使人个性正常发展，先要解除束缚个性发展的封建桎梏，主张尊心、尊情、尊官、尊人。

084 龚自珍

他的哲学思想虽然具有某些唯物主义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唯心主义的。他继承先秦以来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西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论和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各种自然灾害和天文现象都是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说：“恒旸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而疵疠。”天象与人事并无必然的联系，借天象预言人事是荒谬的。但他接受佛教天台宗“三千在一念”的主观唯心主义命题，得出 “天地，人所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在认识论上，他把人的认识活动分为“知”和“觉”两种方式。他说：“知，就事而言也；觉，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觉，无形者也。知，人事也；觉，兼天事言矣。知者，圣人可与凡民共之； 觉，则先圣必俟后圣矣。” 这里所说的“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这里所说的“觉”则是先验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在社会历史观上，他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不只天道如此，“人事亦然”。但是，龚自珍所说的变，并不包含有质变、飞跃的内容。没有跳出形而上学变易观的范围。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观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157 龚自珍1792—1841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道光九年进士，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长期困厄下僚，道光十九年辞官南归，二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出身于诗书世家，天资颖慧，才华横溢，关心时政，属今文经学派，善于借经史议政，讲求史地等经世致用之学，并敢于发人所未言，直接对现实政事纵横议论，指发时弊，主张革新。晚年因屡受打击，感慨日深，但仍忧心国事，很早便对帝国主义的入侵表示警惕，不愧为时代先觉者。诗文兼长，文辞瑰丽，感情强烈，极富感染力，不仅风靡当时，在清末文坛也产生很大反响。其生前主要以古文家著称，身后诗名较著，《己亥杂诗》传诵尤广。亦善填词，但多为艳曲，晚年颇有自悔之意。著有《定庵文集》等。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并有诗文选本、注本多种。

龚自珍1792-1841Gong Zizhen

晚清朝思想家、文学家。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自幼深受汉学熏染，曾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鉴于社会危机深重，不甘埋首于考据学。1812年（嘉庆十七年）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后，逐渐“究心经世之务”。曾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为嘉道间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并不专主今文。1829年（道光九年）中进士。1837年任礼部主事。1839年辞官南下，两年后病逝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对清朝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及各种弊政非常不满，所著《明良论》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抨击封建专制淫威，大声疾呼“更法”、“改图”，对土地占有、八股取士、官制职掌、币制税制、西北边防、东南海防等问题提出具体的改革主张，强调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前，致力于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曾助程同文修《会典》。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建议新疆改设省制，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防止外国侵略。很早注意到英国殖民主义者从海上“叩关”的侵略野心，1838年末写《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极力支持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建议严惩破坏禁烟分子，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其思想对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很大影响。善诗文，留存文章200多篇、诗词500多首。诗文别具一格，富有战斗性，多为政治观点之抒发，语言丰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著作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1792—1841Gongzizhen

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清思想家，文学家。道光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为汉学家段玉裁的外孙，自幼受汉学训练，但他不想从事章句之学，主张通经以致用。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主张变法。反对僵化的人才观，认为选拔人才要不拘一格。在哲学上反对天人感应和五行灾异，强调以人的主观精神作为天地万物的主宰，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荀子天人相分说比较，又有所发展。对人性问题，认为无善无不善，反对性善说和性恶说。晚年受佛教天台宗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也有成绩，散文和诗都有特殊的风格，有“龚派”之称。著作汇编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龚自珍1792—1841Gong Zizhen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世代官僚文士家庭。27岁中举。38岁中进士。做过内阁中书之类的小官。由于勇于抨击时弊，提倡“更法”、“改图”，支持禁烟派，政治上受到排挤和打击。48岁辞官南归，50岁暴卒于江苏云阳书院。龚自珍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时代，他深感政治的腐败、现实的危机，对现状极为不满，期待着社会变革。经世救国的抱负无以施展，便以诗文为主要战斗武器。他的创作揭开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他一反当时文坛上复古主义、形式主义风气，认为文学必须于世有用，主张在作品中讽刺各种现实弊端，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现存诗600多首，词100多首，散文300多篇。他的诗深刻反映了封建末世的衰败情况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热烈鼓吹社会变革，具有深厚的思想内容和广泛的现实意义。艺术上想象丰富，构思神奇，语言多姿多采，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词中也有感时抒怀之作，但多写个人情致。散文有政论文，针砭时弊，见解精辟，其余杂文也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他的作品艺术表现形式不拘一格，语言活泼多样。《己亥杂诗》、《尊隐》、《病梅馆记》等诗文为其代表作。著作辑入《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1792—1841

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主要著作有《定庵文集》等。新中国成立后辑有《龚自珍全集》。龚自珍在哲学、经学、诗文方面皆颇具成就。在人口问题方面：其一，重视人口素质。他以才观世，认为人才的素质关系着世道的治乱兴衰。他把世道分为“治世”、“乱世”、“衰世”等，他说：“三等之世，皆观其才”。(《定庵文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所说的“才”，指的是将相、士农、工商各业之民的素质。他提出，在“治世”，人口素质高，衰乱之世，人口的素质就低。他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他认为当时是人才衰竭无能，既无才相、才吏、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薮泽无才盗”(《定庵文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提出当时社会是“日之将夕”的“衰世”，同时，他对殖民者以鸦片危害我国人口的行为非常气愤，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其二，提出按血缘关系四类分民的设想。他主张按宗法制度立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等人口，按宗受田，企图以此法限田、限人口，抑制兼并，使人口与土地财产大致均衡，从而形成一个“宗能收族，族能敬宗”的社会(《定庵文集·农宗》)。其三，主张移民西北。他认为东南沿海易遭外国入侵，而西北地势辽阔，又不临海，是利于国防和亟待开发的地方。所以主张大量移民西北，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富国强兵和扩大生产。

龚自珍1792—1841Gongzizhen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盫，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龚自珍27岁中举，38岁中进士，由内阁中书官至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一生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50岁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龚自珍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自幼受母亲影响，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跟外祖父（著名古文字学家）段玉裁学习《说文》，后又从李宗传学习桐城派古文，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晚好西方之书。龚自珍学问渊博，是嘉、道年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重要人物。他亦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在哲学上，他持“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反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强调改革的必然性。龚自珍在文学创作方面，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龚自珍的诗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包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龚自诊的诗今存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伤时”、“罡坐”是诗歌的主要内容。龚自珍诗歌的特点是：❶想象丰富奇异。
❷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
❸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❹形式和风格多样。龚自珍的文在当时比诗更有名。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龚自珍的著作有《定盫文集》等，传世版本甚多，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1792—1841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龚自珍在20岁以前，在家学习文学、经学。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二十三年(1818)中举，嘉庆二十五年入仕，做内阁中书。这时期逐渐接触社会现实，看到政治腐败现象，产生了改革的思想。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48岁辞官。龚自珍生活在封建国家日益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从年轻时起就深刻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他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之中。龚自珍的文学表现了新的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用。他的诗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抒发感慨、纵横议论。此外他的词也很著名。龚集传世版本甚多，1959年王佩琤校中华书局编辑《龚自珍全集》共11辑，1—8辑为文，9—10辑为词。

龚自珍1792—1841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又名巩祚，字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曾任礼部主事。自幼从外祖父学文字学，青年时期“究心经世之务”，后入京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晚年“尤好西方之书”。博通经史、文学，才华横溢，但却“困厄下僚”，终生不得志。48岁辞官南下讲学，两年后病逝于丹阳的云阳书院。政治上，他面对衰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外敌入侵，“讥切时政”，支持林则徐禁烟和加强战备，呼吁“更法”、“改图”，力图“补天”；学术上，属倡导“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与魏源，并称龚魏，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风气”的人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先驱。著作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龚自珍的伦理思想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先声，具有启蒙性质。他对封建社会末期士大夫阶级寡廉鲜耻、道德沦丧的状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明良论》二)；并尖锐指出正是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的统治“摧锄天下之廉耻”(《古史钩沉论一》)。进一步提出了“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的廉耻观(《明良论》二)。在人性论上宗告子“性无善恶”说，“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后起者”(《阐告子》)。但他却肯定“人情怀私”，认为天地日月、圣帝哲后、忠臣孝子、寡妻贞妇皆“有私也”(《论私》)，“怀私者，古之人情也”(《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三》)；在公私关系上人只能“先私后公”、“先公后私”或“公私并举”，做不到“大公无私”。提出“众人造伦纪”的观点，认为道德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我分别造伦纪”(《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还进一步指出道德发生同农业经济生活有联系，“农之始，仁孝悌义之极，礼之备，智之所自出，宗之为也”，(《农宗》)否定了道德体现神秘“天理”或道德为“圣人所造的道德发生论。提出要“尊心”、“尊人”，认为“心尊则官尊矣，心尊则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尊史》)，在许多文章中曲折而隐晦地表达了要求个性解放的微弱呼声。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

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在近代，是他首先冲破了桐城派的古文统治，为新体散文的发展开创了道路。他摒弃考据学，主张以“通经致用”之学来取代当时脱离实际的汉学和程朱理学，倡导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诗文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指出了儒学、政事、诗文具有共同的目的，就是有用。诗文都是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判。因此，他极力提倡“尊史”。他认为“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就是说，文学作品是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历史的真实，因此，都可以称之为“史”。他还倡言恢复所谓“圣人之文”。这种“文”与我们今天的文学概念不同，它的首要问题是“民生饮食”。他把文学的根本问题同人民的日用饮食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先进的文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不过这样一来，“文”，的范围实在过于宽泛了。他还认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学术文化应适应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而发展变化，反对那种把圣人的学说作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和那种因循守旧的拟古主义文学思潮，要求诗文打破清规戒律随时代而变化，这反映了他在文学领域里力求“更法”，“改图”的思想。对文学创作，他提出“尊情”这一命题，主张诗文应具有真情。就是要求摆脱束缚，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做到文如其人。在《识某大令集尾》中，他说：“文章虽小道，达可矣，立其诚可矣。”就是说，作者要表现自己创作个性就必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要不肯挦撦他人之言为己言”，不能无病呻吟。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相当进步的理论。他还提倡“平易”、“自然”的艺术风格，反对诗歌重“格调”，文章“义法”的僵化形式，主张“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他的这些观点对后世作家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龚自珍1792—1841

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授内阁中书，历任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后辞官南归，途中卒于丹阳书院。好学博通，先后致力于经学、史学、目录学、金石之学及古典文学，出入《九经》、《七纬》，兼通诸子百家，生平著作等身。文学上主张以有用为主，诗文都应与社会历史相联系，或引古喻今，以古为用；或批评历史，喻鉴当今。故其所作虽内容不同，但富于现实意义。其诗作打破了清中叶后诗坛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着眼于社会形势，抒发感慨，纵横议论，有“龚派”之称。散文大部分是政论文，指陈时事，笔锋犀利，奥博纵横，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其著作有《定盦文集》、《续集》、《文集补》等。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

又名巩祚，字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 （今杭州） 人。道光进士，曾任清朝礼部主事。在青年时期就“究心经世之务”，后来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主张探索经书的“微言大义”。在社会改革方面，写了《明良论》《平均篇》等著作，揭露清朝的黑暗统治，提出“平均”的变法革新思想，认为传统社会已到“衰世”，必须“更法改制”，“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具体方法为限制土地兼并，按宗法关系分配土地，把社会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类，按宗授田。他反对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力求改变死气沉沉的局面。他的著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今仍脍炙人口。他反对程朱理学，认为“天地非圣人所造”，而是“众人主宰”，提出“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光造山川，……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 在认识论上，提出“知”与“觉”的区别，认为“知者，圣人可与凡民共之； 觉则先圣必俟后圣”；他反对孟轲的“性善论”和荀况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不是先天固有的。晚年“尤好西方之书”，48岁时辞官南下，两年后卒于丹阳云阳书院。其著作有《定庵文集》、《定庵续集》，后编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1792～1841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初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更名简易，号伯定，晚号羽琌山人，法名邬波索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道光九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升宗人府主事，改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因长期受官场排挤，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有《龚自珍全集》。自幼受乾嘉学派熏陶，后又受今文学派影响，但俱不为所囿，主张以 “通经致用”之学取代当时脱离实际的汉学和程朱理学，要求学术研究联系现实社会政治，提倡“更法”、“改图”，以革除时弊，在思想史、文学史上开“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一代新风，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者之一。诗文词俱有成就，诗成就尤高。所作诗文，能大胆揭露现实黑暗腐朽，热情歌颂理想和个性解放，强烈抒发改革政治的要求与愿望，使人读后，“若受电然” （梁启超语），对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作家曾产生深刻影响。其诗今存六百余首，诸体皆备而以七言绝句居多，风格各异而以豪迈瑰伟为主。《己亥杂诗》为其代表作。其文恣肆峭拔，瑰丽古奥，擅文艺性政论，以《病梅馆记》最为著名。词兼有周、辛二家之长，绚丽飞扬，自成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