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经济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农村经济体制和农村经济建设都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在所有制方面，搞“穷过渡”，把生产队核算升为大队核算，或把生产大队核算“过渡”为人民公社核算，把农民的自留地、自留山和自留零星树统统收归集体，把农民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取缔农贸市场，搞单一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产业结构上，片面执行“以粮为纲”，搞单一经营，直到1978年，山东省的经济作物面积只占总播种面积的13.3%，连适宜种棉花的鲁西北地区许多棉田也改种粮食，结果造成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出现不少的“高产穷队”，而粮食生产也没有搞上去，鲁西北四区每年还要由国家调入50万吨救济粮、拨付数千万元救济款，成为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之一。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国家、地方、集体和农民都进行了大量投资，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光是国家对山东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占全省基本建设的17.5%。在此期间，搞了一些有效的工程，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搞了不少无效劳动和形式主义的东西，特别是又重新搞了一些“一平二调”。在分配方面，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推行平均主义。由于集体对农民的分配以实物为主，又实行“人七劳三”的比例分配，多数单位除实物又无现金可分，这就不仅使劳者吃亏，而且造成大量的三角债。“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山东农村经济停滞不前，有的甚至倒退。1976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只有141. 85亿元，粮食总产量2241. 5万吨，棉花总产量15. 8万吨，花生总产量57. 1万吨。与1966年相比，棉花减产21.6%，花生减产40.8%。粮、棉、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均有下降。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91.12元，10年间平均每年仅增加0.83元。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山东开始调整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但是“左”的错误没有彻底清除，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又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搞了一些形式主义，仍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1978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只有144.84亿元，粮食总产2 288万吨，棉花总产15.4万吨，花生总产93.9万吨。但乡镇企业发展到203 975个，从业人员达到322. 86万人，企业总收入达48.5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