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挫折、调整时期(1958—1965年)

1958—1960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伴随着农村所有制的急剧变革，打乱了大牲畜和羊群原来的所有制，原来属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的耕牛、羊群被收归人民公社所有，尚未折价入社的所有大牲畜亦折价归公社所有，实行集中饲养、集体放牧、统一使役。猪实行公养为主的方针，大办“万头养猪场”等。这些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之饲料不足，厩舍不好，使役过重，管理不善，使畜牧业遭到严重损失，到1960年末，大牲畜下降到465万头，比1957年减少12.5%，生猪存栏下降到552万头，减少14.9%，出栏率仅27.2%，平均头重仅41.5千克，城镇肉食实行低水平的定量供应。畜牧业产值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下降了4.7个百分点。山绵羊比1957年略有增加，但3年仅增5.6%。
1961—1965年的调整时期，在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中，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省委、省政府的规定，对畜牧业政策也作了较大的调整。1961年云南实行人民公社以生产队（规模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明确大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实行队有户养，繁殖奖励的政策，并允许社员饲养少量的家畜、家禽。生猪实行“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允许社员养母猪，对社员饲养的肥猪实行“购留各半”的政策，卖给国家的部分给予粮食奖售，同时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恢复社员自留地，增划饲料地，两种地合计最高可占生产队耕地的15%，并开放牲畜市场，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965年云南省委进一步提出，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解决“杀、卖、吃”的问题，《云南日报》连续发表了十篇社论，论述这一观点。提出衡量畜牧业发展尺度不是“存栏数”，而是“商品率”，批判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解决了当时发展畜牧业中普遍存在的单纯追求“存栏数”的片面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畜牧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到1965年末，大牲畜发展到569万头，年均递增4.1%；山绵羊达688万只，年均递增6.5%，出栏菜羊100万只，为历史之最；生猪存栏达961万头，5年增加408万头，年均递增11.75%，出栏率54%，平均头重60.6千克，市场猪肉再次敞开供应，畜牧业产值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