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

这是唐代韩愈提出的关于作家生平际遇与创作之间关系的一个著名观点。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又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韩愈认为，文学创作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现实、自身遭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如同“物不得其平则鸣”的道理一样，人们心中郁积着不平，处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或遭受不公平的生活境遇，以致理想不能实现，命运坎坷，于是有所不平而鸣，是文学作品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所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也正是作家创作出于不平而鸣，因而感情充沛率真的必然结果。他还论证说，各个时代的优秀诗人、作家，如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陈子昂、李白、杜甫等，都是历史上的善鸣者。他们都是在遭遇了种种不平之后，以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和不公正，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与抗争。

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说，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它从作家生平际遇与创作之间关系的角度，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某种必然性和规律性，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后，宋代黄彻在《溪诗话?自序》中说：“士之有志于为善，而数奇不偶，终不能略展素蕴者，其胸中愤怒不平之气，无所舒吐，未尝不形于篇咏而见于著述者也。”尤其是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著名主张(《梅圣俞诗集序》)，明王慎中所言：“不得志于时，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盖多有其人矣。”(《碧梧轩诗集序》)清尤侗所说“古之人，不得志于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仰扬含吐，言不尽意，则忧愁抑郁之思，终无自而申焉，既又变为词曲，假托故事，翻弄新声，夺人酒杯，浇己块垒，于是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极致而后已。”(《叶九来乐府序》)及清邱炜入在《客云庐小说话》卷五中所说“小说亦然，必有穷愁不平之心，因不得已而后著，其著乃堪传世而行远”等等，都无疑是对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和发挥，显示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