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不相伤，情累都忘

北宋理学家邵雍对诗歌创作的要求。谓诗人必须去除个人情感的蔽障，以“理”观照万物，以诗阐扬性理。他认为人之“情”都出于一己喜怒爱恶之私，如果诗歌“溺于情好”，就会“伤性害命”。因而他主张“以物观物”而不要“以我观物”，即要从万物之“理”的角度去“反观”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认识“公而明”的万物之“性”，而不要从自我立场出发去观照万物，产生“偷而暗”的“情”(《观物内篇》、《观物外篇》)。在《伊川击壤集序》中，他进一步阐发“以物观物”的观点，提出“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和“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的方法，认为如此就可以物我“两不相伤”，个人的生死荣辱等“情累都忘”，作诗自然就“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写出“自乐之诗”、“自得”于万物性理之诗。邵雍此说看似超脱，实质是要求诗歌成为理学家“调性写心”、阐扬义理的工具，其《首尾吟》诗“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就是注脚。参见“以物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