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经济思想

严复(1853―1921)的经济思想主要见于他所译《原富》一书的按语中。他完全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思想――经济自由。他认为要国家强盛必须使国家富足，“国之强弱，必以庶富力量”，而国家富足则是靠国民力量创造出来的，为要国民力量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极为丰富，就必须使他们非常自由，“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为此，他主张国家经营的公共事业范围必须加以节制，交由私人去经办，如此才能使民富，民富财有余而后方有国富，“盖国之财赋，必供诸民。而供诸民者，必其岁人之利，仰事俯畜之有所余，而将弃之以为盖藏也者。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岁进数均，而备物致用之教力日大。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贸易自由”。所以他反对政府干预个人的经营活动，反对国家垄断“辜较沮抑之为”，以致“使民举手触禁，移足犯科”，主张悉绝束缚拘滞，开展自由贸易竞争，充分发挥“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

为此，他反对清政府举办的洋务活动，认为是“攘臂奋肥，常以‘官督商办’为要图者，于此财未有不病者也”。他批判说这种活动“遂使事设三十余年，无一实效之可指”，“至于今治战守之具，犹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事可太息，无逾此者”。

他反对清政府出卖国家利权的行为。认为“贫必非中国之患也，国家常以至重之利权，付之非我族类者，初若不甚重惜而弃之，不及三十年，将在在皆荆棘矣”。

他主张义利合一，提倡言利。认为“自利”行为有助于社会进步，“古人以言利为汗，而生又不能无以养，则何若取其物而深言之，使各得其分而无不平乎?”义利合则“治化之进不远”，而中国所以“治化”“难进”，恰是“分义利为二者之害也”。

严复用“供求价值论”来解释经济现象。认为“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混同了价值与价格;又用“名目论”解释货币，认为货币是“名财而非真财”，像赌博筹码“筹少者代多，筹多者代少，在乎所名，而非筹之实贵实践也”，“国虽多金，不必为富”，无视金银货币性质;还认为资本是“前积之力役”，工资水平“不受粮食为贵贱”，“全由供求相剂之所为”;利润来自资本家“本财应得之息利”和“督率之庸”及“保险费”三部分，利润率下降是“母财过多”，资本过剩导致的，而不断开发新产业，便可阻止这种趋势，这些认识显然都是不正确的。

严复主张“以俭为宝”，“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提倡将节省下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建议推广储蓄银行，认为是“富国之至术”，促使积财向资本积累转化。他还认为国家赋税应“取之于民”，“还为其民”，故征收对象应是有余财的富民。

严复经济思想瑕瑜互见，也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他却是首位把资本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介绍到中国来的，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一定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