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城建筑范例举隅

在久长的岁月中，曾有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突兀磅礴于中华大地，其中多数至今仍作为古迹名胜而邀人青眼。现从建筑文化角度，择其要者予以简述。

汉唐长安

中国城市文化史上的长安，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这里是西汉、隋、唐等封建王朝的京都。尤其由于西汉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而且强盛的两个朝代，其都城便名闻天下。长安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代表之作。

早在先秦时期，西周之都城就设立于此。公元前350年即秦孝公十二年，秦国君主亦看中这块“风水”宝地，由栎阳迁都于此，此后直到秦统一中华，这里一直是秦之都城，历时近一个半世纪。尤其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遂大兴土木，盛况空前，当时称为咸阳。咸者，都也; 阳者，光辉灿烂、阳健壮盛之谓。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二十六年，曾迁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使咸阳顿时热闹起来。这种人文因素，为城市注入了文化之活力。《三辅黄图》说，“秦每破诸侯，彻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其“诸庙及台苑，皆在渭南”。当时咸阳规模很大，“北至九?甘泉，南至?、杜，东至河，西至?、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古制，极言其大，非确数)，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

秦始皇建造咸阳在文化观念上有一个特点，即建京都以象征宇宙天地及其一代雄主之声威，这种哲学、伦理观的觉醒，对中国此后都城的建设影响极大。《三辅黄图》称，“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地上所建都城宫室，在文化意蕴上以“天宫”(紫宫)为“则”，这是自地下到天上，天人合一文化观念的象征。又云，咸阳“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渭水流贯王都，犹如银河灌注天宫;在渭河上架桥，好比让“牵牛”与“织女”星鹊桥相会，在豪迈的城市建设中还渗融着一段脉脉温情与悲欢愁悦。

秦始皇在渭水两岸大事营建，除渭北原有的咸阳宫外，于北岸仿造六国宫殿，南岸建上林苑，其中建造了兴乐宫、信宫、阿房宫与宗庙等一大批城市建筑，可惜后来项羽 “西屠咸阳”时化为一片废墟。

汉代长安，是在秦之咸阳的基地上建造起来的，位于现陕西西安西北，始建于西汉初年，城建成后，其规模约为35平方公里(内城)，这在当时的世界古城建筑史上是很突出的。(图二)

图二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

长安作为西汉的京都有以下几个文化特征：其一，由于其是在原有城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宏观上整座古城缺乏严谨的城市布局，其平面不规则，并非严格的如《周礼?考工记》所言之方形平面。然而，古代匠师克服地形、技术的局限，仍使得城内街衢按方格网建制，基本绳直。其主要表现，是在复杂的地形中辟出纵横道路(当然，这些道路并非做到南北、西东贯通于全城)。但是，在城门的设置上，采用四边凡十二门制，使东西南北四边各具三门，颇合于古制。其中南部城墙中间一门为安门，取祈祝平安之意，自安门纵直北进为长安城主要干道，几乎通贯全城，是这一古城的平面中轴之所在，它在美学上，正因开辟了这一条全城最长的南北大道，才使得全城略显散乱的宫殿群，有了一个趋于均衡构图的城市“主脊”。其二，在长安城东南部与北部郊外建了七座类似 “卫星城”的“陵邑”，包括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与杜陵等七“邑”。这种古城文化现象是比较罕见的。汉朝初立，汉高祖刘邦为了集权于中央，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削藩”的措施，使威权集于一身。这种集权行为在高祖之后仍有继续。汉初的这些“陵邑”，都是从各地强制迁移富户集于一地而形成的，朝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地方豪强势力;但是在建筑文化上，对中央集权的政治象征――汉长安起到了有力的烘托作用。武帝时，思想文化界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在儒术中又以易学为首，这与汉代城市建设中出现的“陵邑”制度相一致，它是中国封建文化处于上升历史时期要求高度集权的一种文化现象。

长安自东汉迁都于洛阳、成为陪都之后，在许多个世纪中常常处于沉寂时期。直到隋代，才重新开始成为全国统一之朝代的首都。隋代历史短暂，但隋代对原长安的古城建设，为唐都长安之雄视于天下奠定了基础。隋文帝杨坚建都于此时，由于这里屡遭战乱，破坏严重，加上旧城供水质量下降，水含盐碱不能饮用，便在隋开皇二年于旧城东南龙首山之南择址建造新都。这里“川原秀丽，卉物滋阜”，“风水”很好，有山有水，且山在城北，山之南坡为阳，前方区域，在“风水”上便是“龙穴”所在，而龙首山则为祖山、主山也。由于隋文帝杨坚在后周时曾封为“大兴公”，为突出王权在握、天子威严，遂赐此城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设计、建造是有城市总体规划的，相传由高锴、宇文恺二人具体负责。大兴城在古都建设上有发展与革新。主要体现在城市功能分区的条理化，更强调政治功能。我们知道，无论在西汉还是晋、齐、梁、陈，都有皇城、官署与民居、里坊杂处的情况。自大兴城开始，遂将官、民与市商建筑分开，使整座城市平面形制规整、严格起来。大兴城东西长为9721米，南北长为8651米，其中将皇城、宫城布置在北部中央，使道路绳直，纵横交叉，里坊布置于皇城左右与其南部广大区域，有“都会市”与“利人市”分别对称地坐落于东西里坊群中，整座城市平面具有明确的中轴线。同时，隋代帝王?佛，故大兴城里建造了许多寺塔，如大兴善寺、庄严寺以及庄严寺塔等，也有玄都观等道观。

唐都长安，是在隋之大兴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城市的基本格局是袭用隋代的，然而有不少发展。

第一，其城复称“长安”，在文化心理上说明唐代帝王愿继承汉制，具有怀古之思。“长安”者，长治久安也。帝都之长存，象征国运久治。

第二，扩大城区。唐都长安的面积约为84平方公里，这规模早在隋代已经奠定了基础。唐代初年，具体说在唐太宗贞观八年，李世民在长安城东北苑内龙首原高地上为其父李渊建造恢宏的大明宫，以备其夏日避暑之用，这构想直到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才始实现，这一宫殿群扩大了长安城的平面。(图三)从唐都长安平面复原图上看，大明宫的建造，打破了原隋之大兴城谨严、规整的棋盘格城市布局，使大明宫在整座长安城中显得很突出，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隋大兴城的平面布局已经形成，有一种对称之美，显然，唐代统治者对这种城市平面布局是接受而且欣赏的，但是，每一个新朝的统治者，总愿意将自己的意志、德功之类在首都的建设上留下痕迹、显出成就，又不愿打破原有的都城格局，于是就择地另筑。其二，选择在东北之龙首原建造大明宫，一因这里地势高爽，二则从“风水”上分析，虽然倘以后天八卦方位论，这里为艮位，所谓“风水”，不见得有多少吉利，但倘从先天八卦方位论，这里又是震位，震为雷，兴盛、勃爆之象，在古人看来又是很吉利的。

图三 唐大明宫平面简示

第三，沿袭隋大兴城“棋盘格”遗制，使宫城、皇城在全城中部之北，皇城、宫城之左右与前部的一百零八个里坊与东、西二市，在规制上一依其旧，但是，随着东北隅大明宫的建造，城之东北部成为大臣、贵戚争居之地，因为这里靠近大明宫，上朝为政路近，这是实际上的好处，在心理上，又自以为最近于 “天子脚下”，可受浩荡龙恩;其次，东北为震位，居“震”之地，自祈兴旺发达，这是“风水”观念在起影响，正因如此，使得整个唐都长安的政治、文化甚至经济、军事向东北一隅倾斜，东城集中了大量富户，而西城多为贫民所居。东城繁荣而西城萧条。城南呢，因远离宫城，不免相对冷落。比如城南四列里坊，唐代近三百年间住户稀少，虽为城区，却“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这倒有点“城市乡野”的韵味;还有，虽然长安东、西二市也是隋代早已有了的，唐代仅换了名称而已，但商贸文化之内容已是大为改观。唐代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国际都会，这里成了国际贸易的一个 “热点”，大有 “胡商云集，外贸兴旺”之势。里坊制度起源颇早，以隋唐长安为贯彻最力，这样大的城市(居民约一百万)仅设东、西二市，对商贸与居民生活很不方便，这种制度终于在宋代被冲破，而唐代已经开始在各处里坊之间设小型商店，以利于经贸活动。

第四，唐都长安街衢宽直，如皇城与宫城之间的一条横街宽约200米(一说约220米)，自明德门向北直进的全城之纵道宽为150米 (一说155米)，始于明德门，穿越皇城正门朱雀门、宫城正门承天门及重重宫殿群，为世界上最长的都城中轴线。这些城市道路绝大多数为泥路，只有个别的铺撒砂子，故每逢雨天，道路泥泞难行，隋之大兴城就是这样，唐代未作改进。然而，长安的建筑自隋至唐却有改观，隋时如宇文恺旧宅，很为简陋，唐初一些贵族所居之所，也甚低矮，而太宗之后，随着国力日隆与皇族日渐贪图享乐，使京都建筑面貌向奢华方向发展，以唐玄宗时为盛，同时还建造园林，唐长安之东南隅有曲江名胜游览区，盛极一时。

第五，从来的中国都城都是政治、军事重地，长安未能例外。但是，唐代又是融儒、道、释三家文化于一炉的时代，这在长安城市布局中也反映了出来。宫殿建筑群一般是属于儒家政治文化范畴的，它仍是长安城市建筑的主体，但是，在这宫殿之“海洋”中，又巧妙地穿插了寺塔、道观。早在隋之大兴城时代，隋文帝曾于朝堂之上陈列寺庙匾额一百二十块，任人取走以作寺额，以鼓励官民造寺。在唐代，长安里坊区建造寺观百余座，终日香火缭绕，钟鼓齐鸣。在朱雀门纵轴大街两侧，东有大兴善寺，据《长安志》所称，有当时“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的美誉。还有荐福寺塔凌然出世。西有法界尼寺及其佛塔，属于道教的玄都观也加入了这一曲文化之合唱。比较起来，慈恩寺塔是后建的，位于大明宫正门垂直向南的轴线之上，一座政治类建筑的正南建有佛塔，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实则正说明了唐代文化的胸襟与气魄。

洛阳古城

洛阳，也是中国古都之一。它地处黄河中游区域，这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古时称为“中州”、“中土”、“中原”。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在此营造洛邑，成为西周国都镐京的陪都，中国都城史上的两京制与陪都制由此开始。洛阳因周平王东迁而第一次为东周国都，此后东汉、魏、西晋与北魏等王朝在此建都，洛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图四)

图四 北魏洛阳平面想象图

洛阳建筑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文化品格。

首先，在古人心目中，洛阳 “风水” 好。

洛阳位于邙山南麓，洛水之北，地势较为宽阔平坦，且自北向下地势逐渐降低。这种地形地貌，是古人选中的理想的“风水”格局，北倚高山、南临流水，“龙脉”清楚，“水气”流贯，洛阳建于 “龙穴”之中，自然要被古人相中了。所以自西周起，洛阳往往不是国都，就是陪都，地位显要。当然，自北魏之后，在中国古代的建都史上，就见不到洛阳的大名了。但这不是古人“风水”文化观念改变了的结果，而是其它社会原因，比如政治、军事、经济重点转移以及某些封建帝王个人意志、好恶使然。然而即使到唐代，洛阳仍是地位重要的陪都。

其二，陪都与京都身份的交替。

西周时，洛阳首次为陪都，是西周王朝统治东方的政治、军事要镇。周代帝王往往在此接受东方诸侯朝拜，有重兵驻扎于此以治理“殷顽民”。1964年以来，考古学家在洛阳邙山南坡等处，陆续发掘西周古墓三百七十余座，随之出土大批青铜器;又在洛阳东郊发掘商末周初墓葬五十余座。(参见张剑《从建国以来出土的青铜器看西周时期的洛阳居民》)从诸多铭文分析说明：其一，这里是商族遗民的居住地;其二，洛阳是西周接受各国贡品与战利品的集散地;其三，当时洛阳居住着西周王朝一些重要的上层政治人物、军事将领，如太保、康伯、毛伯与师只、师趄等，“进一步证实了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和周、召二公营建洛邑，以及迁‘殷顽民’于成周的历史事实”。(同前)

周成王之时，据 《史记?周公世家》云，周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西周亡而东周起，周平王东迁，大约是由于迷信亡国之都镐京(在古时长安之南)不宜再作国都，于是自然选中了洛阳。

东汉时，洛阳再度成为都城，光武帝刘秀定都于洛阳，其文化心理原因，大约与周平王东迁相似。东汉之洛阳平面为长方形，古人称其“东西七里，南北十余里”，具纵深之感。城市分布于洛水两岸，南宫在南岸，北宫在北岸，是中国古代的一座跨河型城市。梁思成引《后汉书》云，洛阳诸殿，最著名者为北宫正殿德阳殿，其东西三十七丈四尺，南北七丈。“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缕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但从洛阳城邑的规模气势来看，均远逊于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毁于190年即初平元年的“董卓乱京”。史载，董卓焚洛阳宫庙，居室“火三日不灭，而京都为丘墟矣”(《后汉书?董卓传》)。

汉末曹操居邺城，故魏文帝受汉禅(220)营造洛阳，以邺城为楷模。曹魏时，始筑内城西北角高坡上向北突出之小城，称金镛城。内城中筑宫城，位于中部偏北，是在北宫故址上筑成的，面积为内城总面积十分之一。魏文帝又建“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其林园中起陂池，……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三国志》)。此时，洛阳建筑中关于易文化、龙文化以及太极观、月宫神话传说等文化母题已颇突出。

西晋仍以洛阳为京都，宫殿少有损益，晋武帝建太庙，倍极辉煌，“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晋书?本纪》)。太庙是祭祖之庙，祖先在中国人的文化头脑中一直是很崇高、很神圣的，武帝建太庙如此铺陈其事，是可以理解的。

洛阳作为北魏都城，位于现洛阳市东部，建成于495年即太和十九年，这是历史上洛阳最后一次作为都城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北魏洛阳为三重城制。内城南北残长4000米，东西约2500米，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外郭建成于501年，东西约10公里，南北约7公里，面积约70平方公里(一说73平方公里)。它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除唐都长安外，规模最大的城市平面。

北魏初年定都于今山西大同(即古之平城)。而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其政治、军事与文化向中国东南渗透，于太和十九年迁都洛阳，从宫苑到里坊，全面建成，费时七年。城中宫殿、官署、太庙、社稷台、灵台、明堂、太学、市场以及寺观等一应俱全，据传，此时洛阳已建里坊三百二十三个(一说三百二十个，另一说二百二十个)。洛阳城最核心的区域是京城，居西部者多为贵族，有所谓“王子坊”即寿邱坊，位于西郭墙边。从洛阳平面想象图来看，为方形，而道路分布并非方格网式，有中轴线，而并未贯彻到底，不过其主要殿堂楼阁，都建于自南向北的中轴及其两旁，形成空间序列。此时的洛阳有佛寺一千三百余座，宝塔林立，以九层之永宁寺塔为最著名，俨然“佛国”，也是中国古都中的一大奇观。

在唐代，洛阳作为东都，曾经一度繁荣。它也是隋朝的陪都，由杨素、宇文恺主持规划、营造。唐初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曾将它废为一般城市，不久恢复为陪都，在隋之城建基础上大兴土木。作为东都，规模、范围比长安要小些，由于隋之洛阳是易地而建(在汉魏洛阳之西约8公里处)，这里地势尚平广，使城市平面显得舒展、严谨起来。

此时洛阳的城市布局处处力求体现出 “陪都” 的身份。其一，因为是“都”，这里亦建有宫城，皇城，宫城之轴线向南延伸正对龙门伊阙，有重重宫殿，辉煌灿烂，显示皇家气象、天子威风;其二，因是“陪都”很注意伦理政治上的尺度与分寸。洛阳城是设中轴线的，位置在南城门定鼎门向北延伸的一条通衢大道上，该大路直抵皇城、宫城。从城市建筑群布局看，这中轴与皇宫建筑偏于西部，然而在此西侧又有上阳宫以及大批宫苑区域，使整座城市东、西两部分基本上达到了均衡，这是区别于长安城的布局特点。洛阳设立了一百零三个里坊，其坊的形制均略小于长安，一里见方，坊内设十字街，有四门。无论宫殿、街道等，都如里坊那样，相对缩小了尺度，这是封建礼制对洛阳总体规划的影响。其三，虽然如此，仍不失皇家风度。比如这皇城、宫城的位置，选择得就很巧妙。正如前述，它作为“都”，从洛阳东设建筑群、西为宫苑的总体构想看，基本处于全城之“中”，这“中”又不同于唐都长安，它偏于西北，似有 “谦让”之意，但是从《周易》后天八卦方位分析，皇城、宫城位于西北一隅，又应在 “乾” 的位置上，乾为阳，为帝王之象征。

唐代诗人元稹有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从这首名诗中可以见出，唐代洛阳在玄宗之前是颇繁华的，时有帝王亲幸此地，尤其是唐玄宗。这里也是当时东部中国的政治、军事与城市经济的重镇，唐代的重要粮仓建设于此。而在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之国力一落千丈，东都洛阳自然也无往日之气象了。

开封古城

开封，在秦时仅为一普通浚仪县城，南北朝时东魏天平初年，稍有发展，称为梁州。唐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初为东京开封府，遂升格为都城。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在此建都，紧接着又成为北宋的京都，北宋时称东京。

早在唐代，开封称作汴州，城市经济开始繁荣。主要是手工业、商业日盛。但直到后周时代，汴梁范围尚小，市内房舍芜杂，道路短窄，人口众多，所谓“诸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因而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曾扩大城区、四周加筑外城，并改造旧城街道，拓宽街路，最宽达五十步(一步六尺)，最窄也达到二十五步，并进行疏浚水源、绿化、筑园等市政建设。北宋建立之后，开封为全国之首都，步入建城新时代。城区不断扩大，宋神宗年间重建外城，加建瓮城、敌楼，都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宋徽宗年间又扩大外城范围，多建军营、官署，同时，城市布局已非严格的“棋盘式”，街道多呈斜向走势。北宋中期，束缚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里坊制终于被冲破，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商业经济破墙而出，店肆、民居开始面街开门，这进一步促进了当时东京的城市繁荣。于是开封达于极盛，城周五十里，居民百万，商旅云集、亭台楼阁、店铺作坊、车水马龙，有言 “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 《宋史》 卷九三)。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之东京(汴梁、开封)在建筑文化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第一，城市总体布局从力求严谨向颇为自由的模式转换。正如前述，城内交通道的多斜交走势，固然因地形条件而起，但它的文化意义却不可低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时代的市民意识，象征着要求“自由”的文化意愿;第二，整座北宋东京总平面虽因袭古制为规整的长方形，但严格的里坊制被冲破，无疑是对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一种“解放”。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绘可知，这里店肆连属、屋宇徘徊，街衢宽阔，交通繁忙。在《东京梦华录》中，也记载了当时开封的许多建筑文化史实。如相国寺一带，每月有五次定期集市，此间中庭两庑，万商云集，交易活跃。另有州桥夜市，几乎通宵。第三，萧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指出，“汴梁与前代都城最大的不同，是宫城不在最北部而接近中心及城市面貌的商业化，前者系因宫城沿用旧有州衙，后者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这“形成了繁华的世俗城市生活面貌。汴梁首次在宫城正门和内城正门之间设置了丁字形的纵向宫前广场”。这广场文化因素，在西方古代城市建筑文化中，一向显得很重要。在中国，这种城市空间形制直到明清北京才发展到巅峰，而其起始，大约在北宋汴梁。

考北宋开封之繁盛原因，赵宝俊《试论开封之盛衰》(见《中国古都研究》)一文认为有这样几点：第一，地理位置重要。开封地处中原，当时军事战略重镇。“它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部边缘，水道之中心。北据燕赵，南通江淮，西峙嵩岳，东接青齐。它又有辽阔的腹地，人物繁阜，具有丰富的物资和充足的兵源，且地势坦荡，利于驰骋，东向可以镇压齐鲁，沿淮可以控引江淮，制服东南。”(第242页)第二，交通方便。开封紧临南北大运河，其地又当大运河之咽喉，为当时水运之中心。第三，开封长期为封建王朝建都之地，自然得到了优先建设。第四，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的转折期，此时封建土地所有制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土地走向高度集中，使得一批乡野地主、官僚向往城市生活以求享乐，而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拥向城市以谋生活出路，这陡增了开封的城市人口数量。

开封盛荣时间未久，到十二世纪后，便急剧衰落，这在中国古城中是不多见的。考其原因，大约有这样几方面：第一，“统一帝国分裂，宋、金南北对峙，汴河断流，全国政治中心转移”;第二，“黄河河道在十二世纪以后，经常泛滥，河水向南涌泻”;第三，“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的不断抢劫掳掠”。(同前，第247、248、250页)

苏州古城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这民间俗语你不难想象中国古代名城苏州的繁华。

苏州，早在春秋时期，就是吴国都城，为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苏州又地处江南水乡泽国，具有诸多文化特色。从春秋至隋唐，由于苏州地偏东南，未作历朝都城，虽经济文化有其发展的特色，却不为史家所重，以至于几乎湮没无闻。实际上，随着唐、宋整个国家政治、经济重心自西向东、自南向北的转移，苏州虽不是国家政治、军事重镇，城市手工业与商业却急剧地发展起来。北宋时，苏州古名平江，南宋因战乱而几被夷为平地。但是，苏州地处鱼米之乡，这里是全国物产最富饶的地区，故不久，城市元气得到了恢复，重建为一座新城。现有绍定二年(1229)《平江府图》碑存世，展现了平江当时的规模与形制。

平江地理条件与气候条件均十分优越，处于南达临安(杭州)、北去汴梁的运河水运要冲，有利于城市物资、民众与各种文化信息的交流，使城市富于活力。而气候温润多雨，孕育了一种别具情调的“湿润”软绵的文化。平江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而东西狭，有纵深感。街路纵横平直，但不是唐长安那般的“棋盘式”，在规整中具有相当的“自由”度，这反映出封建社会中手工业与商贸经济文化的典型特色。平江的平面布局(图五)与一般古代都城有相类之处，而更多的是差异

图五 南宋平江府 (苏州) 平面简示

(1)作为平江城府治所在的子城，为整座城市的主体部分，却不在通常的城之中部偏北，而位于城之东南，这已不甚遵守 《考工记》 营国制度的基本法则，并非居“中”，与追求对称，可能此为地理条件所决定。

(2)水城。平江是一座典型的中国水城，当代旅行者常将其与意大利威尼斯相媲美。整座城市，当时周长32里，设五座城门，为了将水引入城内，每门都另设水门。道路两旁均设店铺与作坊，店门相对。而近五分之四的街衢均有水道与之平行，造成前街后河的奇特的城市景观。因河道密布，这座水城又同时是桥城，据统计，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桥三百余座，水面船多，在城市交通上，为陆地、水上并举。当然，这些河都不很宽长。彩楼粉墙，小桥流水，窄巷深弄，配以巍巍塔影、黄色寺院以及依依杨柳，??细雨，使这座古城具有平静、优雅的柔美气质。

(3)自明清始，苏州是中国江南园林的荟萃之地。诸多名园，如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网师园、西园等，几乎遍布全城，造成了 “城市山林”的文化景观，也使苏州变成了园林化的城市。

(4)无论道路、民居、店铺、官署、寺院、桥梁或是园林建筑，一般都不崇尚巨大的尺度，而以小巧、幽深、清丽见长。所以，整个苏州城的建筑 一般比较平缓，但城市景观十分富于节奏。诸多高耸的塔影丰富了城市天际线。有些建筑相对高巨，它们面临大街或作为大街尽头的对景，具有突出而强烈的观赏效果。报恩寺塔耸立于一条南北向大街之北端，成为这条大路及两旁建筑的终结与高潮所在，其它如虎丘塔、罗汉院双塔，妙湛寺塔以及齐云楼、天庆观等，都丰富了城市景观。

明清北京

在中华古代名城中，在文化“资历” 上，明清北京的繁荣，是相对晚近的事，然而，北京城的文化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北京城始于西周的蓟城，春秋时成了燕国国都，此后曾是金、元、明、清四朝的首都。朱棣由南京迁都北就，由是在元大都(图六)基础上，开始了北京作为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帝都的新时代。帝都者，京师也。“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公羊传》) 北京的帝都气象于是愈盛。

早在明初朱元璋执政定都于南京之时，已有迁都北京之意图，因为北平 (北京)： 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 当时朱元璋曾议奠都选址之事：“皇祖既克元都，置北平布政司，亲策问廷臣： ‘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何如?’”(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 只是“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 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一三)。可见原来永乐帝迁都北京，一是“风水”观念所致，二者也为了加强建设北陲之地。

北平气候温和，位于三角形华北大平原之北端，燕山山脉之南，其地理优越，又是通往关外的要道，这里是军事要冲，并且原为元大都，已是全国的旧政治中心。朱棣迁都，可谓惨淡经营，经历了十八年时光。阎崇年《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载《中国古都研究》)一文说，营建北京时做了大规模的工作，向北京大量移民、治理河运以利交通、伐木采石备料以及搜集全国大量人力、财力兴建宏大的宫殿城阙，最后在元大都之基础上重建了北京古都。(图七)

这是一座规模恢宏的帝都。元大都平面近似于方形。明成祖建都时，在北京皇城南将城墙南移一里许，明中叶蒙古骑兵南下骚扰，为此于嘉靖三十 二年加筑外城，当时因物力、财力不足，只围筑了城南天坛、先农坛及其附近居民区而北京西、北、东三面外城未及修筑，故古都北京城的平面呈凸字形。

其外城东西7950米、南北3100米，南设三门，北有五门，而东、西仅各设一门。内城循元大都之旧，东西长6650米，南北长5350米，其南部城墙设三门，北、西、东三面各设二门，均建瓮城，有城楼、箭楼与角楼巍峨地屹立于四周城墙之上。皇城又建于内城之中部偏西南位置，这种选址位置以中国“择中”、“居中”观念而言，应当说不很典型，但是据《周易》后天八卦方位，西南为坤位，坤为地，地者方也，皇城建于大地之上，有亲地之意蕴;又，从建筑空间观念来看，室之西南隅为奥，奥有深邃、藏秘之意，故该皇城建于内城之中部偏于西南位置，兼合中国传统“中正”而亲地、深藏之观念。皇城之中又建宫城，其东西长760米，南北长960米，平面为长方形，有纵深感。外城(郭)内城与宫城原都以高耸厚实的砖包土心城墙包围，墙外环以护城河，而皇城四周仅设围墙。

图六 元大都复原平面简示

不用说，北京城的平面布局特色是以建筑、道路等文化符号有机地构成的中轴观念。这种中轴是南北向的，呈纵深发展态势。这条中轴线长达7500米，沿中轴线组织了三个城市建设序列。

首先，始于原外城正门永定门，向北到达内城正门正阳门，再向北延伸至皇城前大明门(即清代所称大清门)，长达3000多米，沿线两侧最重要的建筑，便是左侧的天坛与右侧的先农坛等。作为全城的第一个高潮，仅是北京城的序幕。初建之时，中轴两侧视野比较开阔。

其次，起自大明门向北抵达皇城正门承天门(天安门)，通过端门到达宫城正门午门，再北进直抵宫城后的景山(即煤山)，长达2500米。这一空间序列，实际是皇城、宫城最精彩、最壮丽的区域，在这里，井然有序地安排了大量宫殿建筑，气氛极为庄严、伟大，是真正的城市建设高潮之所在，它集中体现了封建王权的神圣与严厉。作为这第二高潮之终点的景山，为人工堆垒之作，约高50米，为宫城背后的山，这山的人工修筑，完全据“风水”观念而来，在 “风水”观念中，宫城中的太和殿是“龙穴”，景山是吉祥的主山。

又次，由景山继续向北至钟、鼓楼，延伸2000米，整条中轴线到此终结，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可以看作北京城建设高潮的尾声，这里原本没有太多的建筑，却余味无穷。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设立于这一中轴线上的各种各样的门，在组织城市空间序列时起到了隔断与连续、调节节奏的巨大作用。

图七 明、清北京城平面

同时，在这中轴线上安排了一个又一个方形或丁字形广场，好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城市空间之中。其中以天安门前广场为最著名。它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呈丁字形。南北向广场两侧原为漫长而低平的千步廊，现在这种古代风貌当然已经看不到了，它已由 一些新建的建筑物所代替。为了突出天安门的伟岸、高大，大明门作为前导不显得十分高峻，是恰到好处的。

宫城在整个北京城中占主体地位，根据“左祖右社”古制，宫城前面左右两侧分别建造祖庙与社稷坛，表示统治者不忘祖宗与大地母亲、国家社稷。

北京全城虽地处中国北部，仍然具有丰富的水面，绿化亦颇丰富，北海、中海、南海、什刹海与积水潭等水趣给北京带来了温润与“活气”，绿化与林苑更是生命绿色的象征。而在大批宫殿建筑所构成的城市建设的主旋律中，点缀了诸多坛庙建筑、宗教类建筑与园林等，则丰富了城市灿烂的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