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文化的东渐与日本古代建筑的历史发展

实际上，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二百多年前(乾隆四十九年)日本福冈县有一农民在锄地时曾挖出一颗金印，印文为汉隶阴刻“汉委奴国王”五字，上带蛇形印钮。由于证据不足，长期均不能确认此印为真品汉代王印。直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扬州甘泉二号汉墓出土了一枚汉代金印，其外形与日本福冈出土的完全一样，印文为阴刻汉隶“广陵王玺”。于是人们才相信，早在汉代，日本的某些小国已经派代表来大陆朝觐过皇帝，并有过封赏。那颗金印很可能是《后汉书?东倭传》中所记的：在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刘秀接受倭之奴国王的朝贡之后回赐的。金印王玺是袭封的信凭，又是镇国之宝，可见早在日本立国之前就与大陆汉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了。在这一时期出土的铜钟和陶器上，曾发现过立有山花中柱，悬山式屋顶的干栏式屋舍。据专家考证，这些建筑是在吸取我国南方汉样建筑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以后在相当时期内成了日本一般居住建筑的主要形式。

日本人在学会种稻、使用铁器之后，生产有了剩余，开始出现阶级分化，便出现了管理地方的大族(豪族)，豪族是村或镇的地方首领，每年均代表百姓向天神做祈祷丰收的祭祀活动。渐渐地，人们就相信豪族具有把黎民百姓的愿望传达给天神的特殊力量。于是豪族一死，下一代的继承人便率领着家臣和大批农民建造大型陵墓――古坟。自三世纪下半叶到七世纪，日本九州和本州的大部地区均建造了许多古坟，这一历史时期也因此被称为古坟时代。

在所有古坟中，天皇的古坟自然是规模最大和级别最高的。例如传说中的仁德天皇的大古坟，周长有3公里，周围有两道壕河，绕一周需要半小时，坟丘堆成一座土山，其上面铺着石头，四周还置有二万多个陶俑。据《日本的历史发展》一书介绍，如此大的堆土，需要千人辛苦工作四年才能完成。这类古坟的立意和布局，很有点象我国秦始皇陵，它并不是丧葬实际所需要的，而带有很强的象征和纪念意味。这是日本古建筑中从未见到的。受汉代中国墓葬习俗之影响，古坟中还随葬有明器和铜镜。

四世纪时，大和朝曾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打仗，同时又派遣使者去大陆向中国皇帝进贡，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使中国统治者承认其对朝鲜南部的统治权。这样，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逐渐加深，自朝鲜和中国移住日本的人也日渐增多，中国的汉字、儒学和佛教也在这一时期传到日本。中日之间文化交流必然也带来了中国建筑文化的东渐。中国六朝时期的建筑式样也在此时传到日本，并且很大地影响了飞鸟时代的建筑风格，如著名的法隆寺等古代建筑遗构，就较多地保留了我国两晋六朝的风神情调。(图一)日本权威的建筑史家关野贞和美术史家平子铎岭均认为：法隆寺的建筑样式，是中国六朝时代的建筑形式，经过朝鲜半岛间接传到日本的。(参见大田博太郎《法隆寺和日本古建筑》)由这座寺庙开始，日本古建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隋唐来的中华建筑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领着日本的建筑舞台。而在我国本土唐以前古构绝少留存的情况下，东邻日本却保留了一些典型的六朝、隋唐建筑。这一文化史上的趣话正好证明了中日建筑文化的同一性。

日本文化史学者一般将建筑史分成三个时代： 古代时期、中世时期及近世时期。古代以前则称为建筑的黎明时期(见藤冈通夫《简明建筑史》)。古代时期的开始一般从佛教传入日本算起。六世纪中叶，在中国大陆达到鼎盛的佛教通过朝鲜半岛诸国开始传入日本，中国南北朝及后来隋朝的寺院建筑技术和风格也成为日本宗教建筑的蓝本。此时，从朝鲜和中国有大量工匠移居日本，佛寺成了日本古代建筑的最主要的类别。六世纪末，圣德太子成为摄政，受到推古天皇的宠信，与豪族苏我马子一起进行了政治改革，特别派遣了小野妹子等使隋，热忱地学习中国的政治及文化。为了使佛教更加迅速的发展，他们以大和(奈良县)的飞鸟地区为中心，建造了飞鸟寺和法隆寺。同时一些豪族富豪也竞相学习中国贵族的信仰方式，在自己家中建造佛堂，立佛像，以供朝夕崇拜，甚至还有舍宅为寺的。这样在奈良、飞鸟一带，佛寺数量便堪与中国“南朝四百八十寺”相媲美。这是日本建筑第一次大规模吸取了中华建筑的文化精华。

图一 日本法隆寺金堂屋盖原状： 并厦两头不收山

飞鸟时期日本寺庙的形式比较多样，例如飞鸟寺的布局以塔为中心，在东、北、西三面围以三座金堂(即大佛殿);四天王寺的塔和金堂则前后安排在中轴线上;而法隆寺的金堂则与佛塔(即著名的五重塔)左右对峙，四周绕以围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建筑文化的交流具有较大的包容度，在吸收中国寺庙建筑经验的基础上，日本古代匠师们往往加入他们自己对佛的理解和信念，表现在建筑艺术的格局和形象上。而到了奈良时代，在中原强大的盛唐文化的影响下，佛寺建筑的风格渐渐统一起来，除了塔、金堂之外，还设立了讲堂、戒坛、礼堂、鼓楼、经藏(宝)楼等建筑，其布局格式与盛唐的寺院基本类同。公元754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在奈良奉敕兴建唐招提寺，更是直接带去了中国寺院文化。然而，尽管奈良时代日本建筑具有唐代建筑的明显特征，但它却一直不停地向日本化过渡，其主要表现在建筑的构造上和装饰上。例如屋顶梁架的构造;柱上斗?的做法;檐口昂木的出跳及斜度变化，悬山顶山花的做法，均显明带有日本的地方风味。再如佛寺中藏经或藏宝楼等重要房屋，为了防止潮气的侵蚀而应用日本民间镰仓式的方法，将建筑地板升高，形成很有个性的造型。这一过渡到平安时代就基本完成了，从而在佛寺中形成了具有典型日本风貌的“和样建筑”，而在豪族等社会上层的府邸中出现了“寝殿造” 的风格。

十二世纪后，日本进入了中世时期，此时天皇王权衰微，地方势力兴起，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代中，以奈良及京都为中心的建筑文化圈逐渐向外扩散，佛寺、宫殿、府邸等主要建筑扩展到全国范围。在这一过程中，宋朝极为繁荣的禅宗式寺院建筑风格，也随着禅宗教义的东来而影响了日本，因此这一时期日本建筑较多地带有宋朝建筑的秀丽、典雅的审美特征。这种建筑风格，日本史家一般亦称之为“唐样”，它的集中之地仍然是奈良京都一带，但整个中世时期它和“和样”建筑一起传播到各地。从中世建筑艺术的整体看，它一方面继续受中国的影响，同时又不断地向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创造。如结构构件变得越来越精细;柱子由粗到细;枋子成为不可缺少的构件;佛堂内广泛使用天花板;门板演变成滑动的隔扇等。在住宅府邸建造中，原先的“寝殿造”被简化了，变成了更实用的“主殿造”式样，还出现了适宜于武士和僧人生活需要的 “书院造”式样。

值得一提的是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的朝代更迭，关外满族人主中原，有些江南名士学者不甘为异族统治，出走东瀛，亦带去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及有关论著，其中最著名的要推朱舜水携往日本的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园林理论典籍――计成的《园冶》。《园冶》一书图文并茂，极受日本知识界人士的推崇，被冠以《夺天工》之名而保留于内阁文库之中。而在我国却因战乱而湮没近三百年之久。《园冶》 主张建筑园林要 “古朴端方”，“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对日本园林起过极重要的影响。例如日本贵族大家府邸中的茶室注重环境的优雅，追求自然、质朴的风格，与计书的流传应该说有较大的关系。这类小筑一般均建在自然、宁静的角落，构造多采用民居的泥墙草顶，落地长窗，并在周围布置步石、树木、桌凳、石灯笼等，形成了所谓 “草庵风茶室” 的风格。于是大家的邸宅常常是“书院造”的正宅加上“草庵风”的起居读书，及茶道的小筑，在日本被称为“数寄屋”(意为风雅之屋)。至今，“数寄屋”的居住文化传统仍然强烈地反映在日本现代住宅设计中，于此，亦见出中日古代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