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观的奇风异韵

中轴线也许是人们所熟知的，然而，正如一般未能从天地宇宙观角度去探讨古代中国的建筑空间意识一样，人们以往也未能从“中国”与中轴线之微妙关系，对这一重要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美学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

中国古代建筑中轴线的空间意识，其实就是“中国”观在古代建筑美学思想上的反映。

德国古典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序言)。“中国” 是我们所 “熟知”的，但“中国”与古代中国建筑文化的中轴线观念的内在联系究竟如何，却未必人人了然。

“中”的意蕴

所谓“中”，原是中国古代测天仪的 一个象形汉字，从甲骨文写法可见“中”是一象形字。(图五)李圃说：“实物当作垂直长杆形，饰以飘带以观风向，架以方框以观日影。” (《甲骨文选读》 自序) 卜辞有 “立中，允?风”(《殷墟书契续编》4、4、5) 与“立中，?风”(《?室殷契征文》)之说。垂直长杆之加一方框以成为中，此为求测日影之准确也。由此可见，“中”是与天地方位攸关的一个字，天地就是古人所理解的宇宙，因此，“中”与宇宙有关;而据前文分析，“宇宙”原指建筑，故“中”亦与建筑有关，此其一。

图五

其二，人类的空间意识，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所把握的客观空间属性在头脑中的反映。“人类空间观念的最初形成，是从对空间的分割开始的。混沌的空间，只有当它被分割为不同的个别部分以后，才是可以辨认的。”“由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在人类意识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必然是地域――空间观念。”(王钟陵《我国神话中的时空观》，《文艺研究》1984年1月号)这种文化观念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比如，远古人类测天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又因为那时社会生产力实在太低，人们往往在对天地自然力盲目的惧怕中战战兢兢地生活。虽然那测天之“中”，本是人类企图战胜自然的创造，却对这种 “中”，连同“中”之所在不能不有所崇拜。于是，古代中国人通过生活与生产活动，一方面从混沌的空间中分割出一处关于“中”的地域，那其实是人的活动、人的力量所达到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是原初与测天仪相联系的、通过一定社会实践所初步“人化”了的“中”。由此，在古人观念上便由器物之“中”转化为空间之“中”。这种关于空间意识的“中”，实在是人性与人的主体意识的一次历史性觉醒。于是，虽然那时的古代中国人对茫茫宇宙基本上是无知的，却相信自己仿佛处在古代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由于古代中国人当时文化视野的狭小，虽然觉得自己仿佛处在“中心”，总也有点疑惑，因此那“中”，便不能不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后世之中国人，便可能将这“中”看成祖宗的恩赐而对之顶礼膜拜。因此，那种强烈的关于“中”的空间意识与历史感情，具有认知、审美与崇拜三重性。

其三，相传炎、黄之战，炎族败退四散，于是，黄族据胜之地就被尊崇为天下之“中”，这就是当初黄帝及其子裔的生息之地，历史上称为中州、中土、中原、中国。

商代已有 “中央”的文化地理观念，甲骨文有 “中商”之说。《周书》：“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即中土，即天下土地中央之谓也。所谓“正中冀州曰中土”(《淮南鸿烈?地形训》)、“其国则殷平中土”(《后汉书?西域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以及“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中州，中国也”(《汉书?司马相如传?大人赋》及其注)之类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尚“中”意识，正是华夏族自我中心意识的表露，“夏者，中国人也”(《说文解字》)，许慎的这一注释，一语中的。而炎族之后裔，大约只能被后人称为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类，亦被通称为 “四夷”。

其四，这种尚“中”的空间意识与文化观念，顽强地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试看被后世易学家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古经，有关于“中”的记述比比皆是。《易?师九二》：“在师中，吉，无咎。”《易?复六四》：“中行独复。”《易?益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易?丰九四》：“丰其?，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易传》写成于战国时代，关于“中”的思想已经发展为一种中和、中庸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所谓“中正”、“时中”、“中道”、“中行”、“中节”、“大中”、“文中”、“中无尤”、“中不自乱”等概念与思想几乎触目皆是。六十四卦中过半数的 “传”之内容，都涉及到了这个“中”。《易?乾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对此，《乾?文言》释为 “龙，德而正中者也”。《坤六五》有“黄裳，元吉”这一条爻辞，《坤?文言》据此发挥道，“君子黄中通理，美在其中”，《坤?彖辞》也说“文在中也”。《周易大传》之《彖辞》，也反复记述这个“中”。《易?讼?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易?蒙?彖》：“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易?同人?彖》：“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凡六爻，以初、二爻象征地;三、四爻象征人;五、上爻象征天。每卦六爻是一个“天地人”“三才”结构，象征人处于天地之“中”。又，《周易》每卦六爻分下卦与上卦。二爻位处于下卦之“中”;五爻位又处于上卦之“中”，二爻位是偶数位、阴位;五爻位是奇数位，阳位，倘分别阴爻居二爻位;阳爻居五爻位，便称为“得中”，是吉爻。

这种本为古人观测天文的所谓“中”，在孔子原始儒学、思孟儒学中被发挥为“中庸”、“中和”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故无论“天文”、“地理”、“人道”，都不能离“中”而“立”。“天”、“地”、“人”此三者如何做到所谓“天人合一”?“合”在“中”也。或者说，只有牢牢把握这“中”，才能做到“天人合一”。“中”，在宋明理学中，不仅由原初带有神秘色彩的天文学概念，发展为地理学概念，而且继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它超出了原初黄族的概念)一种凝固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与空间意识，这种关于“中”之意识，当然还同时融渗在政治伦理道德规范之中，成为处于漫长封建社会形态之下的老大帝国固步自封、不思向外、以天朝为世界之中心的盲目自大的传统意识。

宋代石介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中国内也。”(《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中国论》)仰观于天，二十八宿星座烁然在上，俯察于地，是与二十八宿相对应的中华大地。天上以天极居二十八宿四区之 “中”，地上以“中国”居大地之“中”。这里三纲五常伦理肃然、文明昌盛、人情融和， 是一“中和” 乐土， 这是据天下之正“中”、得天独厚之果，是天经地义、不容颠倒的宇宙人际秩序。

《淮南鸿烈》一书有关于“中国”、“中和”之宇宙模式图。从图看，所谓“冀州”居于圆心，亦即宇宙的中心。从文字音训看，冀者，齐也。齐者，脐也。脐在人体中位。故冀州即齐州，齐州即中州，中州即中土，中土即中国。同时，这一宇宙模式图是中华古人所想象的宇宙秩序，表现出顽强的中国居天下之“中”的文化观念，这观念，实是与《周易》八卦方位图的观念相一致的，为八卦与中宫结构。

炎黄子孙自古对“中国”的钟爱之情溢于言表：“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策》)

中国古人心目中的 “中国”，是一个关乎 “聪明睿知”、“万物财用”、“圣教仁义”、“诗书礼乐”、“异敏技艺”、“远方观赴”的文化“共名”，是“中和”的文化象征。

《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是中国古人头脑中的文化偶像，是刻骨铭心的文化命脉。所以在古人看来，如果“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则国不为中国矣”(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中国论》)。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的浓重的尚“中”文化思想有点不以为然，比如利玛窦说，“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地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如恩斯特?卡西尔《人论》指出，“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但是，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的托词，放弃这种小心眼儿、乡下佬式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尽管这些都说得不无道理，但是，中国古人的这种尚 “中”、“立中”文化观，一定意义上却是中华民族之伟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表现，是民族中和主体文化意识的表现。

“国” 的内涵

“中国”之“国”的本义与建筑相连。“国者，域也，有域始有国。”“国古隶之，旧读如今音之域，域其转纽也。国者，界也，疆也，本为疆界之义，故声纽相通。初时只为疆界，后演为国家之国。”(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4、343页) 国之古义为都城，《考工记》所谓 “匠人营国”之“国”指都城。都城之起源，同时就是国家的起源，国家者，总有一定 “疆界”，因此，原意指都城的“国”，就被引申为国家之 “国” 了。

关于“国”，不仅为一地域概念、政体概念与民族概念，且其原初是一建筑学上的空间概念。据卜辞，殷代已有“择中”作邑 (都城、国)的历史意识。当时的作邑实践在甲骨文中留下了痕迹。“卜辞《南明》223： ‘作中’，有时也称‘立中’，即先测一个 ‘坐标点’，然后围绕这个中心点修筑，在周围圈定大片耕地、牧场、渔猎之地”，“最外面建一圈人工的防护设施――可能是人工种植的树木，或利用天然的山林、河流，以与邻社的土地分开来;亦可能有人工修筑的土埂和巡守的堡垒之类，故邑字像人看守着一块土地”(胡厚宣等编《甲骨探史录》，第280页)。这里，从古代“作邑”情况，可见“国”之雏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立中”而作，“即先测一个 ‘坐标点’，然后围绕这个中心点修筑”，这种情况，可以看作古代中国尚中、中轴线意识在建筑上的最初尝试。

“周人崇奉 ‘择中论’。‘择中’为我国奴隶社会选择国都位置的规划理论。认为择天之中建王 ‘国’ (国都)，既便于四方贡赋，更利于控制四方(《史记?周本纪》)。《周礼?大司徒》对此曾作过系统论述，以为择 ‘地中’(即国土之中)建 ‘国’，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最有利的位置。不仅择国土之中建王都，且择都城之中建王宫。在观念中，‘中央’这个方位最尊，被看成为一种最有统治权威的象征。”(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第56页)

这就难怪中国古代对建筑中轴线的追求如此热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