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城的东方文化特色

何谓城?许慎《说文》云，“城，以盛民也。”城是一个四周以土制作、上以天宇为复顶的“容器”，里面住着诸多老百姓。汉代刘熙《释名?释宫室》又云，“城，盛也。盛受国都也。”这也便是说，这土制“容器”中不仅住着许多老百姓，而且成为国都，是统治者的权力中心、政治与军事堡垒，这便是 “城”。本书前文已经说过，“国”字繁体写作“?”，从口从或。“口”指四周围合的土墙，即墉，许慎《说文》称它为“城垣”。或“域”的本字。所以“国”，原指四周用土墙围合的那一个区域。这里有统治者统治着百姓千家。“国”是国家之制，也是中国城市之制。(图一)

军事政治上的巨人与经济上的侏儒

中国古代都城中不可能没有任何一点商品交换活动，这与古代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乡村农民可以自产自用、自给自足。都城的经济生活当然不同，没有商品交换活动便不成其为城市。但是，中国古代都城的主要文化功能，是作为军事、政治“机器”而运行的。作为军事据点，守“国”以拒险，否则筑四周城墙到底有何用?《易传》解释《周易》坎卦时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遇险(包括自然之险与人力之险，主要指外敌侵扰)而以城墙拒之，这便是“国”也是国的基本文化功用。在这样的城域里，盘桓着军事上的原始酋长，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宗主，管辖着其权力所及的郊外的大片土地与臣民。中国都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东方政治与军事色彩。

图一 《三礼图》一书关于“王城”图解，为 《考工记》“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古城模式

中国远古城市起源颇早，据考古发现，河南淮阳平阳台和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城址，前者距今四千三百年，后者约四千年。河南郑州商代古城遗址，距今约三千五百年，面积近25平方公里，设城墙，周长7公里。这个古城则无疑是政治、军事中心。《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这一记载与考古发现，大致相合。

这种政治、军事堡垒一方面是强有力的，它有效地管统全城及郊野，它是乡野的宗主;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主要不是一个生产的“容器”而是消费的“容器”，它在经济上又不得不极大地依赖于乡村郊野，它没有完全走出农村型自给自足经济的文化氛围。政治、军事上的巨人与经济上的侏儒，是中国古代一般城市的典型的东方特色。广大乡野一方面承受着长期的经济压榨，为城市的生存、发展提供食物、衣物、劳动力等，另一方面又严重地 “包围”着城市，阻碍城市的发展。城市建筑文化也便在这城乡关系之间求生存、求发展。

由于中国古代都城不是国家经济中心而是军事、政治“机器”，所以自古中国都城建筑中最辉煌的是宫殿与城墙建筑。宫殿，必须用地广阔、“风水”好，力求居位中正，非崔嵬壮丽无以威加于海内。它是政治威权最理想的物化象征。无论秦阿房宫，汉未央宫、建章宫，唐大明宫、太极宫以及明清故宫等，概莫例外。城墙之高厚与坚固程度须足以御敌。筑城是称王的头等大事。《管子》所谓“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城须兵守难攻，筑城墙高巨难摧为拒敌之需，城墙是用以四面拒敌的巨大的军事“盾牌”。由于优先考虑城墙及其宫殿的建设，对市贸、店铺以及手工作坊等建造一般不予重视。但看唐代长安，平面呈棋盘式，壮丽的宫殿峥嵘灿烂，占了很大面积，而所谓“东市”、“西市”，可以说在整个长安城建筑文化中显得微不足道。《周礼?考工记》有“前朝后市”之制。在空间布局上，将“朝”(宫殿外朝)设计在城市前部，“市”则放在不显眼的城市后部，这种强烈反差，正是中国古城的东方文化特色。

平面布局 “以方为贵”

城市，一种群体的、屹立于地平线的、巨大的建筑居住空间，它的天际线构成了城市的立体风貌，建筑物、道路、桥梁以及园林景观等与其余一切自然与人文因素结成一体，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动态的城市立体形象，它是人类所创造的、复杂而富于生命的 “人工物体”。

这种 “人工物体”一般总是立体形制在平面上的铺展、安排，所以这“平面运动”对于城市建设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中国古代城市的一般平面布局究竟是什么?

李允闫《华夏意匠》一书指出，“中国原始房屋的平面是圆形的，也有人曾经这样提出：最原始的古代城市它的平面形状也是圆的。理由就是根据甲骨文上一系列表示城市形状的符号都是圆的。例如‘邑’字，它的原意是县城，甲骨文上的字形就是上面是一个代表城墙的圆圈，再加上一个人跪在下面。另外一个是‘郭’字，意即外城，字形是一个圆圈，上下有两座门楼。这种单纯从字形上而作出的推论似乎未能有很大的说服力，比较确切的说明还是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所表达出来的 ‘聚落布局’。这个聚落布局的总平面形状就是圆的，表示出原始时代一度采取过圆形作为居住区总体布局形式。”

这一学术见解尚可商榷。

首先，尽管中国古文字遵循着“象形”这一创字原则，但不能凡见某字中有“圆圈”，就一定是象征圆形的实物，这种书写形式与被 “象形” 的实物形态之间并不一一对应。考甲骨文之“邑”与“郭”字确各有一圆，最妥帖的办法，我们宁可将这“圆”看作是表示一个“区域”。这种被“象形”的“区域”究竟是圆的、还是其它什么形状，目前还不能仅凭甲骨文中有关字形得出确切的结论。因为甲骨文的有关书写形式与所“象形”的客观实物之间，还应有一段距离。

其次，最原始的中华建筑平面是否一定是标准的圆形，目前考古学上仍未有铁定的证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曾经指出，“半坡遗址居住区大体上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里面密集地排列着许多房子。居住区的周围是一条宽、深各5至6米的防御沟围绕着，沟的北边有公共墓地，东边是烧制陶器的窑场”。其中“大体上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的说法实际上是模棱两可的。这只是说明，半坡居民的聚落平面大致上近似于圆形，与圆形有点相象，而不是说半坡居民已有意识地追求建筑的圆形平面，应当说，当时中华原始初民的原始建筑平面意识中，尚无成熟意义上的哲学、美学与科学上的圆形意识或方形意识。由于当时生产力与人们的智力十分低下，建房造屋只要能够造起来不倒坍可以居住就行，究竟要求具有怎样的平面，在原始初民心目中尚不是很清晰、很急迫的事情。所以，半坡居民的这种“大体上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可以说是在建造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仅仅因为这样的平面建造起来技术条件不是很高，就被自然地采用了，它反映了中华原始初民关于建筑平面布局意识处于原始朦胧阶段。可以将这种情况，看作中华初民自觉追求建筑圆形平面或方形平面等的前期文化现象。

平面的圆形或方形的空间观念的真正形成，是 “半坡” 之后的事。

当然，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方形平面的城市比比皆是，它们“规矩整齐”，追求的是严格对称的平面布局，如唐代长安。而有的不很严格，但在规划、建造一座古代城市时决不放弃求其方形的任何努力。有人说，这种追求方形平面的文化观念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体现。恐怕不能这样看。先秦儒家思想尤其其伦理观念的确要求建筑平面呈方形对称格局，然而并不能将一切中国建筑与城市的方形平面归之于先秦儒学。在先秦儒学登上中华文化历史舞台之前许多个世纪，以方形平面为特征的中国建筑与城市早已屹立于中华大地。而方形平面往往是人类建筑与城市聚落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总不能说当时世界上那些异族建筑与城市也是由于受到了儒家的影响。这种城市方形平面的采用，首先是建筑材料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由于木材的自然长势是趋于直线形的，并且由于梁柱的承重，也要求它是直线型的，以陶土为原材料的砖瓦，在当时，也以直线方型的造型在技术上较易把握，这决定并促使中国的原始城市平面趋于方形。同时，正如《华夏意匠》一书引 《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所云，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之所以取法于‘方正’，实在和古代城市所必需构筑城墙有关，从几何图形来说，除了圆形之外，最短的周边能包围最大的面积就是方形，其它几何图形或者不规则的图案都会增加周边的长度，换句话说就要多筑城墙。因此，方形或者矩形的城市平面，在建城的工程技术观点来看是经济的”。

中国城市方形平面的顽强追求，不仅首先取决于材料性能、功能要求、技术条件与经济实惠，而且自先秦儒家之伦理观念登上历史舞台，有愈烈之势。无论汉代长安、北魏洛阳、东晋及南朝之建康、北宋东京，还是元大都、明清北京之平面布局，都是力求方形规制。有的城市平面布局不那么严格，那是地形所限不得不如此。方形平面是中国城市所追求的理想模式，是 “天圆地方” 中的“地方”观念以及以封建王权为至尊的伦理等级文化的体现与象征。

选址与建造中的 “风水” 观念

对于城市的规划与建造来说，选址是第一重要的。历代开国之君，往往亲派大臣要员兼携“阴阳”先生，去勘察地形与水文情状，这在古代称为“相土尝水”。如汉高祖定都长安，经过反复勘查与在古代意义上的“论证”，并由丞相萧何亲自主持建造。在“风水”术中，自然不无迷信，所以历代都有一些高明之士不相信这一套，但 “风水” 中也包含一些合理的文化因素，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带有迷信文化色彩的建筑环境学、城市生态学。比如无论哪座城市，自古至今都力求建于河畔、江边，这在“风水”中为得其“水脉”，为吉利之地望，在科学意义上则水为生命、生活之源。建造城市倘不解决水源问题，则谈何建造?有江河之水也有利于交通，这是古代建城的必备条件。如水源不足，还经过人工改造使之获得，汉长安开掘郑渠(西自上林苑昆明湖，东至黄河)，隋代修运河以及元疏掘通惠河与南北大运河等，有“风水”上的讲究，也是解决城市交通、努力扩大漕运区域的实际努力。隋文帝时，由于汉代长安旧城地下水咸卤不能饮用而图另建新城，所用的名义，则称旧城“风水”欠佳。项羽西屠咸阳，觉得“此乃亡国之城”而用一把火烧毁，“毁其宗庙社稷”，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这种情况是“风水”观念在起作用。商代时还没有成熟的风水观念，但关于地望的迷信思想早就有了，商代帝王每每迁都，其中有 “准风水”思想的影响，当然也有改善都城生存环境的考虑。

何晓昕《风水探源》一书谈到中国城市选址与建造的“风水”原则时，曾引用清代清江子《宅谱问答指要》之言：“欲知都会之形势……必先考大舆之脉络”，“两山之中必有一水，两水之中必有一山，水分左右，脉由中行，郡邑市镇之水旁拱侧出似反跳，省会京都之水横来直去如曲尺”，“山水依附，犹骨与血，山属阴，水属阳”，“故都会形势，必半阴半阳，大者统体一太极，则其小者亦必各具一太极也”。又，“凡京都府县，其基阔大，其基既阔，宜以河水辨之，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若隐隐与河水之明堂朝水秀峰相对者，大吉之宅也”。总体上，中国是一个多山之国，尤其中部、西北部、西南部以及东南部某些地区，崇山峻岭，丘坡连绵，故古人创“风水”之说时，均以山水为基本的文化“语汇”，以为山水相依，山南水北为吉。历史上郭璞曾为温州城的选址而采“风水”之论，使该城成依山傍水而建的态势。南京为好几个朝代都城，所谓“钟阜龙盘，石城虎踞”，山川形势极佳，“风水”先生对这里交口称誉。所谓“龙虎”之论，正应在苍龙、白虎之“风水”方位观念上。建都于此是认为由于“风水”好，迁都也因“风水”之故。明代朱元璋始都于南京，而朱棣迁都于北京，这种弃抛原都的文化行为，固然因为这位永乐皇帝是夺取朱元璋之孙的皇位而登上“龙位”的，他不在南京“登基”出于心理上的“回避”，也碍于在他看来南京“风水”的不佳。这正如《金陵琐事》一书所云，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之都也。”

独特的城市功能分区

中国一般古代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而表现出来的，这一点前文已经论及。这当然不是说，城市中没有经济与其它文化活动，而是说后者服从，隶属于前者。从这一基本功能模式出发，一般的古代城市的平面与空间组织，可分彼此相关的几个层次，其一，内城; 其二，外郭; 其三，郊; 其四，野。在周代甚至在周代之前的商代，中国的城市便形成了 “内城”，“外郭” 的 “重城制” 文化功能模型，这便是 《管子》所谓“内之为城，外之为郭”的“城郭”之制。内城为统治者所居之地，是皇权或该城最高权力的象征。理论上，如果是首都的内城，其主要部分自然是皇城与宫城。皇城是所有皇家行政机构及国家官僚眷属住处的所在地; 宫城则为皇家禁地，如明清北京的“紫禁城”。两者所占全城面积之比例较广，这是统治阶级享乐与象征王权所必需的。当然，有时由于城市人口与手工业经济的逐步繁荣，使外郭区域扩充而在全城面积中的比例提高。最理想的模式，是皇城与宫城的位置居全城之中。在军事意义上居中者最安全，最不易受到攻击。但诸多皇城与宫城，实际上往往居整座城市的中部偏北，这是因为城市的空间功能安排受中国庭院文化影响之故。在中国人看来，城市 (首都) 虽大，亦不过是帝王之家的一个巨型 “住宅”，使皇城、宫城偏北而建，留出前面大批区域，这犹如帝家之大型庭院。当然，历史上有些皇城与宫城有个别的建于全城之西南(如战国的齐都临淄)或东南(如燕下都)。这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当时“居中”观念与庭院观念并不十分强烈，如这里所举战国之两例;其二则是受地形之局限，不得已而为之。明代中叶之后，中国城市的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及市民文化等都有一定发展，手工业作坊与进行商贸活动的“市”在军事、政治性功能的城市阴影中得到了发育成长，但归根结底，其地位未能超过内城。《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不仅道出了先秦所规定的城市平面形制、规模、城门设置、城市的道路数量、宽度、朝向与分布、祖庙和社稷台的地位，而且规定了“朝”与“市”的位置关系，是“朝”在前，“市”于后，“朝”者，可理解为内城，它居于都城的主要地位，而“市”则不被看重。当然，在具体的城市规划中，未必“市”一定建在“朝”之后，比如唐代长安的“东市”、“西市”就建在内城前方的左右两侧。但中国城市文化史上，内城为主、外郭 (包括“市”) 为从的关系则从未颠倒过。在外郭区域，最典型的建筑是所谓里坊。统治阶级将大量城市居民及其经济生产活动组织在里坊之中，这在从春秋到隋唐概莫能外。只有一些江南城市如扬州、苏州等，由于商业与手工业的尤其发达，一定程度上冲破了里坊制度。这种里坊到了北宋才开始废除，代之以街巷形式。郊是城墙之外的四周区域，而野则纯粹是广大农村地区，前者与城市的关系比后者与城市之关系自然要紧密，在功能上，都城的政令、号召，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远被郊、野;而在经济上，则归根结底是郊、野“养活” 了都城。

棋盘型模式

典型、理想的中国城市为“棋盘式”，其道路以南北纵横交叉构成网络，直线型的道路很富于理性，这是一种偏于冷峻的建筑文化;由道路所构成的网络，好比一个组织紧密、严厉的政治、伦理模式，人在其间生活，是这“棋盘” 上的一个 “子”。

在这种棋盘型模式中，很适宜于中轴线的安置与强调。在中国城市布局中，自古几乎很少没有体现中轴线观念的。这观念通过建筑序列得以体现，或者通过道路的设置来体现，如明清北京那样。在哲学上，中轴线的产生，与“折半”思想有关，我们倘将一个正方形或圆形纸片对折，其留下的折痕就是该纸片的中轴线。中国城市平面的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人顽强的宇宙平衡意识，是关于天地均衡的“静”意识的反映。在政治伦理上，城市的中轴线，又是封建等级制度与人伦关系的象征，居天下之中者帝也，故以城市布局象之。从审美文化意义上分析，城市中轴线是中国城市的一条无形而巨大的“文化之脊”，它是整座城市令人注目的中心，其美感渗蕴着伦理的温馨而严厉的气息，是一种颇为冷峻而富于理趣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