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开支

捐输、赈灾、助饷。徽商特别是盐商往往以捐输、赈灾、助饷等名目报效朝廷，从而取得经商的某些权利。明万历年间，歙人吴养春一次向朝廷捐银３０万两。清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至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年），两淮盐商共捐输银３９２０.２２万两、米２.１５万石、谷３２.９４６万石。其中，助军需银２２０３.５万两、米２.１５万石；皇室贺礼等９２７万两。两淮盐商多数为歙籍，其他商人捐银捐粟、助赈救灾等也较普遍。道光《徽州府志》记载，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２年）徽州旱饥，太守何达善劝募钱、粮济民，邑内绅士及淮商捐６万金，买谷积贮，建惠济仓６０间。捐输是商人，特别是盐商列身缙绅的主要途径，捐输愈多，赏赐的官爵愈大。《南巡盛典》记载，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８年）二月，乾隆帝南巡，上谕对“两淮商众，皆未登仕版之人，其承办差务，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奖励。伊等本身原有职衔，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赏奉宸苑卿衔，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顶带一级”。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３年）二月，乾隆帝再次南巡时，上谕对承办差务、捐输有功的两淮盐商又加恩奖励，给已有奉宸宛卿衔的黄履暹、洪征治、江春、吴禧祖各加一级；给已有按察使衔之徐士业、汪立德、王勋俱各加奉宸苑卿；给李志勋、汪秉德、毕本恕、汪焘各加按察使衔；程正赏给六品职衔；程扬宗、程?、吴由玉、汪长馨各加一级。确知为歙籍者有黄履暹、洪征治、江春、吴禧祖、汪焘、程扬宗。清光?檠绪年间，盐商张宝善捐输１０万两，为其子静江捐得二品道员衔。捐监损纳获得的官爵虽为虚职空衔，但可藉以享受税收豁免等特权，还可以光耀门第，获得乡绅地位。而藉以弃贾从儒、入仕，更是徽商贾儒结合一大特色。康熙重修《扬州府志》记载，歙籍商人刘正实捐得候补知州，又与弟丰年，慨然认捐，费数万金，正实子七人，皆显官。徽商致富后，愿为士子花钱捐买贡生、监生、举人，以为进身之阶者尤其多。

资助公益事业。徽商贾而尚义，乐善好施，于修桥筑路、抚孤恤贫等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如歙县北岸茶商吴肇福，年三十航海贩茶归，积有盈余，设义冢、义塾，造桥砥道，施棺椁，散仓囗禾；吴荣运幼业儒，父元贯尝贩茶至京师，遇乡人之贫困者，辄解囊济之。殁后家贫，运弃儒从贾，好善如其父。昌溪沧山人吴景松与弟景恒，同客北京，以茶业起家，晚年归里，创崇文义塾，拆万金购市屋七所，收期租直以资族中子弟读书，又尝创末子小学。清代歙人黄正铭辑《美萃流芳》记载，乾隆年间，仅田一村，商资助修建公益建筑用银就达１４６８６.０２两，购田９.７亩。徽人集中的各大城镇，会馆、义庄遍及，建筑之费皆为商人资助。建于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５年）的上海“徽宁思恭堂”，资金来源多取之于茶商，仅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载入《徽宁思恭堂征信录》乐输名单的茶商字号就有６７８家，输“规元１３６５两２钱２分，大洋１９２元４角”。清同治年间，创建南京歙县试馆，花费１.２３万余皆出于歙商。

资助宗族。徽州崇尚封建礼教，敬宗睦祖，不惜在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上花费大量资金。如建祠堂、牌坊，修祖墓、族谱，购置族田，盖亭立庙等。歙县棠樾村清代有先达祠、绍一公祠、慎余堂、诚孝祠、宣忠堂、尚书公家庙、燕斋、翰林祠（耕读堂）、进士厅、存爱堂、亦政堂、敦本堂、世孝祠、慈孝堂等祠堂，建造费用多出自本族商人。仅鲍志道一人捐资建造的就有慈孝堂、世孝祠、宣忠堂等。商人又购置族田，出租本息，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用做族内祭祀、修缮、抚孤济贫的费用。依其用途分为祭田、祠田、义田、祀田、学田等。其他如塔、亭、庙宇也多赖商人资助建修。著名的西溪南绿绕亭为商人吴斯和、吴斯能合建。

兴办教育。徽商投资教育，建书院、塾学等，培养人才，不惜巨资。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读书风气盛行。明清时扬州、杭州、淮安、福州等地的著名书院，几乎都是盐商出资所建。明万历年间，两浙盐商创建杭州崇文书院。清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两淮盐商建扬州安定书院；福州凤池书院也为盐商所建，拥有房屋２２间，讲堂、学舍、藏书楼一应俱全，学者远近皆至。盐商汪应庚捐５万两银重建江（都）甘（泉）学宫，又以１.３万两银购腴田１５００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盐商鲍志道为修建紫阳书院和山间书院各捐８０００银两，又在扬州建１２门义学等。清末歙县第一所新式学校新安中学堂的开办及常年经费，全部靠茶厘及商人捐助。商人在故里或创办、或捐资开办学校成为风气，徽商又在省会、京都设立试馆，作为乡试、会试学子住宿之所。

投资产业。明代中叶，商人将利润投入生产领域，开办工矿企业。《太函集》记载，明代阮弼在芜湖设立染织局，浆染色布。阮弼集做坊主、牙人、商人于一身，有“中外佣奴各千指”。长龄里郑天镇（字定元）在建安冶铁致富，举宗食指千计，转毂江淮间，拥资巨万。清光绪《唐栖镇志》记载，在唐栖镇徽商不仅做蚕丝贸易，同时也设坊开车缫丝。周宗良拆资在上海、宁波等地开办或合办通和纱厂、康元制罐厂、公和纺织厂、振丰毛纺厂、镇东机器厂等，将利润转入生产领域，只占整个商业利润的很小部分。它的形式表现为雇工和包卖商，前者即所谓商人雇工制；后者生产的产品多为供自己的店铺销售。清末茶商收购毛茶，雇工精制销售，获取增值最为典型。清代末叶，出现了一些产业性质的地产商，冯塘程德成、程霖生父子为上海地产巨商，被称为“中国哈同”、“地皮大王”，经营地产累资６０００万银两。上丰宋成淦、宋振华父子在金华经营粮食致富后，拆资购置土地５０００余亩，经营房业，在金华城中有西市街、铁岭头、棋盘街、秤砣桥、莲花井、四牌楼、横街、法院街、三牌楼等地的店屋８０４间，人称“宋半城”。昌溪吴炽甫为北京茶叶大商人，拆资１０万银两在汉口经营房地产，有福像里、大和里、松荫里三处房产，雇有四人收租。

文化消费。大商人家中往往门客盈室，或研究学术，或吟诗作画，或赋曲弹唱。如盐商程晋芳罄其资购书五万卷，招多闻博学之士，共与讨论；延请江淮老宿，赋诗宴饮无虚日。徽商好收藏，金石、书画、古书、名物无不收罗。明正德年间，岩镇方大治，家故饶，拥书万卷，有藏书楼。清代，寄居扬州的盐商徐元文兄弟藏书甚富，建有“传是楼”；程晋芳藏书五六万册；江春、汪灏、黄家兄弟藏字画甚富；寄居杭州的盐商后代鲍延博，藏书富甲江南；汪启淑藏古印数万枚。民国程霖生藏铜器、字画等甚富；方晴初藏宋、元、明、清名人字画甚富，１９４９年后，将２４０余幅字画、碑帖精品捐给安徽省博物馆。

生活消费。徽商富埒王侯，其生活消费也很奢侈，尤其是富埒朝廷的两淮盐商。首先，他们都建有深宅大院，并不惜巨资构筑园林、别墅。乾隆时期，扬州园林之盛为江南之冠，多为徽商所筑，乾隆帝下江南至扬州，常旅览息居徽商私家园林之中。拥有园林别墅最多者首推江春。江春居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和秋声馆，并在徐宁门外鬻隙地以较射，人称为江家箭道，增构亭榭池沼、药栏花径，名曰水南花墅；还在东乡构别墅，谓之深庄；北郊构别墅，谓之江园；家与康山比邻，遂构康山草堂；又于重宁寺旁建东园。扬州汪玉枢之南园、洪氏大虹园、江氏江园、黄氏越园、郑氏桃花坞、吴氏别墅、徐氏水竹居等著名园林皆歙人私家园林，以南园最负盛名。《扬州画舫录》记载，汪玉枢在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得太湖石九于江南，以二峰置海桐书屋，二峰置澄空字，一峰置一片南湖，三峰置玉玲珑馆，一峰置雨花庵屋角”，乾隆皇帝因此为南园赐名“九峰园”。歙县内构造恢宏、雕刻装饰精美的明清民居多为徽商宅第。其次，衣食讲究，排场豪华。扬州盐商竞尚奢丽，每遇婚嫁丧葬之事，堂室饮食，衣服与马，动辄费数十万；家中奴婢、僮仆成群，用膳时，侍者抬席置于面前；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三，娱乐消费。大盐商家中往往拥有私人戏班，称为“内班”，凡民间著名绝技演员必被聘入内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