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

中国伦理范畴之一。指道德行为与功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左传?昭公十年》：“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指出“义”既是“为愈(贤)”的依据，又是“利”的根本，主张义重于利的义利统一观。孔子把“义”与“利”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对立的道德标准，宣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论语?述而》)的行为。战国时期，墨子后学则以“义”为“利”，提出“义，利也”(《墨子?经上》)的思想，强调用功利的大小来评价道德行为的得失。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提倡存“义”而不言“利”。荀子修正了孟子之说，认为人不能完全去利存义，应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故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西汉董仲舒排斥他说，独尊孔孟，以“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命题，对儒家的义利观作了总结。这种舍利取义的思想，引起后世的广泛议论。西晋傅玄提倡“丈夫重义如泰山，轻利如鸿毛”(《傅子》)，把董仲舒说发展为一种大义凛然的精神。宋代理学家则从义利不可并存方面去理解，认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遗书》)，并把义与利的对立推广运用到“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上，把儒家舍利取义发展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南宋时陈亮、叶适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集》卷十一)，批评理学家的义利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说尔”(《习学记言》卷二十三)，视“功利”为“道义”之本。明李贽则否定“正其谊(义)不谋其利”的说法，明确指出：“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 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清颜元更提出：“盖正谊(义)便谋利，明道便计功……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教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