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论

义利论是中国历史上人们对物质利益和道德规范关系的论述，曾引起思想家们广泛关注。义利之辨，在理论界持续争论了两千余年，归纳起来，大致分为：

早期的义以生利观。公元前7世纪，晋人丕郑提出“义以生利”的观点。齐卿晏婴则认为要思义以限制私利。后有人把义看作利的基础，说“夫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后汉书?仲长统传》)。简言之，即贵义又不贱利。

儒家的贵义贱利观。孔子最先赋予义、利以鲜明的褒贬色彩，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主张“见利思义”。孟子将孔子的重义轻利观推向只讲求仁义“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西汉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贵义贱利观，提出了“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汉书?董仲舒列传》)，由于他独尊儒术，从而使贵义贱利成为儒家信条，对后世发生深远影响，在整个封建社会，一直占正统地位。

《管子》的利以生义观。《管子》作者提出了与儒家贵义贱利大相径庭的义利观，认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衣食仓廪属为利，礼节荣辱属为义，义的发生必以利为前提因素，利以生义。司马迁则把求利、求富视为人的天性，“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东汉王充继承了司马迁思想，认为人之善恶不在于品质，而“在于岁之饥穰”(《论衡?治期篇》)。

墨家的义利同一观。墨翟把义和利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他指出“义，利也”(《墨子?经上》)，认为凡做到“兼相爱，交相利”就是义，“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墨子把爱利他人、爱利万民看做是与义的同一，并认为是“天下之良宝”。

义利并重观。开其端者是荀子，他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是好利的，对人的利欲应引导、满足、节制。同时他也承认人有好义的一面，不过那是后天教化而成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人之欲利，虽尧舜不能去之”;同样，“人之好义，虽桀纣也不能去之”。宋代李觏、陈亮发展了荀子义利两有的观点，李觏说：“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曰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直讲文集?原文》)他的意思很清楚，一面强调利之必不可缺少，一面强调礼的约束。陈亮在同朱嘉辩论时表达了他的反理学义利观，他认为汉唐注重行人欲而导致三代义利的实现，所以他说：“天理人欲可以并行。”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义利观又有了新的内容。如陈炽认为利有公私之分，人们正当求利即为“公利”，少数人以特权谋私为“私利”，是不义行为。还有许多人为谋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大讲求利，批判顽固派贵义贱利的教条，指出他们“口不言利”，实际上“好利有甚于人”。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新经济理论的日益广泛应用，义利论在思想理论界亦趋于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