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话重阳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俗于此日登高。它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节俗。在古代《周易》哲学思想中，九为吉数，蕴涵有物极必反的道理，成为有神秘力量的数字。九月九日这天，两个阳相重，易理派解释其时数是即将发生变化的时刻。人们特别在九月九日这天登高，以抗争不幸的即将来临，九九登高便成为人们希望天地长久的寄托而成俗。古俗每逢重九，人们出郊，野游登高，佩带茱萸，饮菊花酒。南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述了东汉方士费长房告诉汝南桓景说，九月九日汝南将有大灾难，并急令他回家，避灾之法是“缝囊成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桓景依其言举家登山。晚上回来时，看见鸡犬牛羊全部暴死。今人九九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等重阳节俗，即始于此传说。三国曹丕在《魏文帝与钟繇书》中曾释重九这天：“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重阳成俗历史久远。重阳登高，正是从对九九不吉的回避，以向相反意向发生了民俗的转化。到魏晋南北朝时，重阳登高的习俗已经普遍盛行。所以重阳节又俗称“登高节”。

东北早在汉魏时期，新罗高勾丽国俗已在重九互相庆贺，每以是曰：“拜日月之神”。至金代，东北的女真人不仅要在重阳拜天，而且史载其：“重九出猎，国朝旧俗”。(《金史》)当时，女真人的出猎与演武相结合，故皇帝出猎，扈从军多达数千之众。清代东北，重阳围猎射虎，射少者输重九筵。宴时立帐高处，饮菊花酒，生拌兔肝鹿舌。清中后期此俗渐失。蒙古族受汉文化影响，也以九为吉数，也在这天围猎和习练骑射。这些游牧渔猎民族接受农业岁时习俗后，当农事将毕之时，常于适当的时候(如端午、重阳)演习其民族旧俗。但是，历史的发展，大部地区农业毕竟代替游猎生活。这里的农业岁时俗，便最终归复以农俗为主的节俗中去。这天，只有喇嘛庙里还念一天经。

解放前，东北汉族文人中比较重视重阳节，或野游或登高赋诗者。如吉林文风鼎盛，诗人会萃之地，常有菊花会，食菊花糕等重阳活动。民间对此节较为淡泊。论节气，九月九，正是收割大忙季节，那有兴致登高?但是辽南一带快到霜降，也有“喘口气”的思想，于是民间有“九月九，大撒手，牛马猪羊满山走”的谚谣。意思是满地庄嫁的时候，牲畜不能放，此时庄稼收割完毕，可以放牛马猪羊于山野，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抢抢膘”了。

广西有好几个民族在九月九过重阳节，但节日民俗差异较大。桂西巴马县，汉族在节日里包粽子，杀鸡加菜；诸城镇的民众还登高郊游。壮族的重阳节，桂西东兰县的长江、金谷乡一带是“吃虫节”，这天人们捕捉蝗虫、蚂蚱，拿回来后用开水烫死，再加香料炒熟，制成节日的美味佳肴。桂南凭祥市和宁明县，人们在重阳节里祭山神。桂中贵港市，人们祭石牛神。上林、忻城、大新等县，人们祭社王、土地、城隍。在邕宁县，节日里请师公逐户念咒、散符驱邪，俗称“收浪荡”。桂西红水河流域的人们，在野外搭一间小稻草房，杀鸡鸭祭祀后将草房烧掉，俗称“送火神”。桂北环江、桂中马山等县，人们在节日里为老人“添粮补寿”，置“寿粮缸”。环江、三江、融安等县，人们还在节日这天酿制糯米甜酒，称为重阳酒。

毛南族也过重阳节，在重阳节赛南瓜。节日这天，人们把已收回的南瓜都摆放在楼房里，村里的小伙子相互串门评比南瓜，看哪家的瓜又大又重，又甜又香又绵。大家看后，共议谁家可当南瓜王后，便推选一个身强力壮的后生举力砍瓜。南瓜砍开后，主人挖出瓜子，晾干了作明年的瓜种。瓜瓤切片，加小米，用文火煨烂。吃前，主家先舀一碗摆在供桌上，敬祀南瓜王，然后与小伙子们一起吃小米炖南瓜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