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食而活

佛教既然处在极端推崇苦行的社会氛围中，自然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影响。在上述衣、食、住、药等“四缘”中，释迦牟尼对食的规定为“乞食”，即靠乞食为生。虽然以后也出现应邀到信徒家去吃供的情况，但就总体而言，早期佛教僧侣仍以乞食为主要生活方式。

所以提倡乞食，与佛教的基本教义有密切关系。佛教认为，人之所以轮回受苦，是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贪欲。所谓“万恶欲为首”。在各种各样的欲望中，食欲乃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欲望之一。当然，人不能不吃饭，不吃饭就会饿死，也就谈不上修行解脱。但人也不能追求饮食之乐，那只能使人在欲望的牵涉下，永远沉沦苦海。因此，佛教要求人们把饮食看作是一种医治“饿病”的药，只要不饿，能维持生命便足矣。乞食这种生活方式，既可以保证僧侣们有点饭吃，不致饿死;也不致让僧侣们对残羹剩饭产生什么欣羡之心，可杜绝贪欲的产生，因此可称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在“四缘”中，释迦牟尼对“住”的规定是：依林间住。即在树下露宿，不准住进房子，也是为了不让僧侣们对住所产生贪爱执着的心理。这条规定推向极端，甚至有“不三宿空桑下”，亦即同一棵树下住宿，不得超过三天的说法，以免对这块地方产生留恋之心。其精神是一致的。

所以提倡“乞食”，又与佛教戒律“不杀生”有关。“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大戒。由于佛教认为一切动物，包括虫、蚁、蚊、虻，都是生命在无数次轮回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其本质是一致的。因此，“不杀生”这一戒条的涵盖面相当广泛。而释迦牟尼当时活动的恒河中下游是农业区，饮食的主要来源是稻子。农夫在种稻时，必须翻地、耕种，这就必然会踩死虫蚁，截断蚯蚓，捣毁穴巢，造下杀生大罪，招致后世果报。因此，释迦牟尼严厉禁止比丘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既然自己不从事劳动生产，他们的生活来源就只能仰仗他人，只能乞食。

另外，佛教从来主张“生死事大”，即如何尽快地从苦难世界的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这是每个人面临的最重要的大事。与这件大事相比，其它一切事都是次要的。因此，他们主张把一切精力都集中在修行解脱这一件事上，而把其它的事撇在一边。但是，人必须吃饭，不吃饭是要饿死的。既要吃饭，又不愿为吃饭浪费精力与时间，并且害怕因为吃饭而产生一些障碍修道的副作用，那么，剩下只有一条路――乞食。

《十住经》卷一六专门列举了乞食的十大好处。举其要者，有如下几点：乞食可以很容易地维持生命。乞食的对象是男女老少一切俗人，这可以培养僧侣们平等看待一切人的观念。乞食就必须求人，可以破除僧侣们自高自大的心理。乞食可以唤起施食者的同情心，可以更方便地向他们宣传佛教，让他们皈依佛教。如此等等。东晋庐山慧远在《大乘义章》中也称乞食有两大好处：“一者为自，省事修道;二者为他，福利他人。”说明中国僧人在原则上完全赞同僧人必须乞食这一印度佛教的戒条。

佛教称出家僧人为“比丘”，出家女僧为“比丘尼”。这两个词的梵文原意为“乞士”、“乞女”，就是佛教“乞食而活”饮食规范在名称上的反映。

在印度，随着佛教的发展，寺院经济的壮大，饮食方式也随之有所改变。有些僧人经常应邀到善男、信女家就食;有些寺院从事集体劳动，开办集体伙食。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乞食仍是最为正统的饮食之道。《十二头陀经》这么说，对于僧人来说，虽有“受请食”(应邀赴斋)、“众僧食”(集体伙食)及“常乞食”等三种得到食物的方式，但唯有“常乞食”最为可取。因为如是“受请食”，被请到的人可能会产生“我因有福德才被请”的想法，从而骄傲起来;没有被请到的人也可能产生“为什么请他而不请我”的想法，从而心怀嫉恨，或者产生“因为我福德太差而不被请”的想法，从而自惭形秽。凡此种种，都不利于僧团的团结安宁，不利于修道。而要“众僧食”则必须随同大众从事各种必需的活动，这样容易引起心理的散乱，属于烦恼因缘，自然不利于修道。所以只有乞食最好。

中国佛教寺庙基本都实行“众僧食”，但以前往往还要派一人外出乞食，以示不忘释迦牟尼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