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

云冈石窟是我国中原北部地区开凿最早的石窟，它与敦煌、龙门石窟并为南北朝大石窟的代表，曾给以各地石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直接影响了龙门石窟的开凿。《魏书?释老志》记载，景明初年(500年)，宣武帝诏令大长秋卿白整仿照代京灵岩寺石窟(即云冈石窟)，于洛南伊阙(即龙门)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各一所。由此可知，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实为中原石窟艺术的渊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云冈石窟的早期造像艺术，保存着较多的犍陀罗和笈多造像的因素。犍陀罗是个地区的名称，在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古代曾为印度文化与地中海文化的交汇之处。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这里曾被征服，浸润过古希腊文明。在阿育王时代，又是佛教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公元1世纪时，犍陀罗在贵霜帝国的统治下，与罗马保持着外交和商业关系。因此，产生了希腊、罗马风格的佛教艺术。犍陀罗佛教艺术首先是把佛传故事作为雕刻内容，进而创造出单独的佛陀造像，打破了佛教没有偶像崇拜的传统，按照希腊和罗马塑造众神形象的样式，开辟了佛教艺术史上的新纪元。故佛教艺术中消化和改造希腊、罗马雕塑艺术手法所留下的印痕，总要追溯到犍陀罗艺术。笈多是王朝名称，兴起于公元4世纪，是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强大帝国。这个时期，又是印度艺术的黄金时代。佛教造像艺术在这个时期进一步印度化，佛陀和诸菩萨的形象基本成为定式，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佛像肉髻与螺发均匀整齐，神情肃穆慈祥，紧身束服，衣褶清晰，背后光轮华丽，充分表现出佛陀造形的理想美。笈多王朝时代的石窟寺形制也有很大影响，阿旃陀石窟最有代表性。笈多艺术是印度佛教艺术成熟的标志，因而泽被广远。

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受到犍陀罗和笈多艺术的影响，可从我国西北地区十六国时期的石窟寺中找到渊源。新疆早期石窟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其中以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开凿最早，规模最大。该窟第一阶段的时代，约相当于公元4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即内地西晋晚期至十六国前凉时期，造像和壁画艺术表现出当地崇奉小乘佛教的特点。第二阶段的相对年代，约当4世纪下半叶至6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大乘佛教的内容。克孜尔石窟具有明显的龟兹风格，然而早期一些洞窟与阿富汗地区的石窟关系颇深。龟兹为西域佛教中心之一，其佛教艺术与印度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甘肃炳灵寺石窟的169窟，为西秦时期遗存，窟内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的墨书题记，是我国现存石窟寺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处。该窟四壁现存佛龛24个，内容单纯，造型朴拙。塑像、壁画的造型、服饰、敷彩等，与新疆克孜尔早期壁画多有相同之处。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洞窟，有268、272、275三窟，故事画的人物，其衣冠服饰等，可以看出克孜尔石窟及吐鲁番吐峪沟石窟等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佛像、飞天、供养人等的造型，与北凉石塔、炳灵寺169窟等北凉佛教遗迹相近。但也可以看出，外来的佛教艺术进入敦煌，已与当地的思想文化、社会风习、审美理想相结合，表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风格。早于云冈石窟的这些石窟寺，都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迤逦连接成为一条中原地区通向印度佛教艺术的纽带。

已有学者指出，“北凉沮渠氏，本可谓为佛法之国家。其于元魏释教，尤有密切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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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佛教主要来源于北凉，开凿云冈石窟的基本力量，也是来自北凉的工匠。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俘掠凉州僧徒3000人及宗族吏民3万户，强徙平城。《魏书?释老志》说，经过这次迁徙，“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又强徙长安工匠2000家至平城。太武、献文之世，著名的僧人如玄高、师贤、昙曜，均是自凉州来到平城的。昙曜主持云冈石窟最初的开凿，创意擘画，厥功至伟。北凉是云冈石窟的直接源头。

当然，平城作为中原北方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万方辐辏，不仅是以北凉为唯一的取资之处，还能博采众长，得风气之先，创造出一种新的佛教艺术风格。《魏书?释老志》记载了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太安初(公元455年)，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今地不详，疑为疏勒异译，在今新疆喀什)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由此可见，云冈石窟融会了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同时，中原的汉画像石传统以及绘画技法，也都融入其中。

具体地说，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在第一期有浓厚的外来情调;第二期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逐渐明显;第三期则已是成熟的北魏石窟寺艺术风格了。第一期“昙曜五窟”，窟形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似印度草庐式。造像都是面形方圆，两肩齐亭，深目高鼻，薄嘴唇。 佛像袒右肩或通肩大衣，衣裙紧贴身;菩萨袒上身或斜披络，胸佩项圈、短璎珞，腕饰臂钏，下穿羊肠大袒;飞天袒上身或斜披络，下裙贴腿，裸露两足。衣纹厚重凸起，线条简洁。造像风格受凉州佛教艺术的影响比较明显，还保存较多的犍陀罗和笈多造像的因素。第二期石窟的形制，出现中国式仿木构建筑的窟檐和屋形龛。佛面像适中，神情亲切。特别是出现褒衣博带式佛像，这是孝文帝实施汉化政策，禁鲜卑人胡服在造像上的反映。褒衣博带式服装，原为南朝士大夫的常服，此时随着政令成为佛像服饰，从而使石窟寺艺术带有明显的中国化特点。此期菩萨也表现为戴花粑冠、着帔帛、大裙下摆飞扬的新形式。飞天在二期后段穿短衫，有的不露足。有学者研究此期第6窟的造像艺术，指出：“无论从布局、风格、雕刻手法上都在中国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作了改造，尤其是佛的面像、衣服、龛饰等方面，都摆脱了早期佛教美术品中较多的外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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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第一、二期洞窟，正是其鼎盛阶段，影响所及，形成北朝石窟艺术发展的主流。“所谓北朝佛像样式的代表，即北魏样式，在此期间内酝酿、产生。这种云冈模式(包括洞窟形制、造像风格、题材内容等)直接影响到龙门、巩县、响堂以至敦煌等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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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的造像，面形瘦长，两肩下削，颈项略长。佛像全是褒衣博带式服装，已成为中土人模样;菩萨上身着短衫，帔帛交叉处穿璧，大裙下摆呈锯齿状，向外伸展;飞天曳长裙，不露脚，宛然有飘逸之风。在此期内，完成了吸收外来影响优秀部分的过程，形成了稳定的民族风格。该期第50窟的艺术成就很高，可为代表性作品。有学者总结其艺术特点为：1.构图典雅，主题突出;2. 比例适度，线条流利，形象鲜明;3. 组织细密，构思精妙;4. 富于想象，敢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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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它所创造出的艺术美感。如第20窟大佛的雄壮美，“这尊佛的面像，前额饱满，鼻高而直，口小而深，大耳垂肩;肩部特宽，斜披着袈裟，紧贴肩膊，周身挺直，线条棱角坚劲有力，这是北魏早期作品的特点，使人看了，不由得产生一种崇高肃穆的感情;在大佛的身后，雕出了宽广的大背光，背光中嵌刻了许多火焰，小坐佛和飞天，十分华美，把这尊大佛，衬托得更加浑雄和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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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6窟的富丽美，“那巨大的规模和眩目的装饰，真是罕见;由地面到洞顶高达二十公尺，中央矗立一个宽约六十平方公尺的大塔柱，上面连接到洞顶，整个塔柱和洞壁，嵌满了大小佛龛和多种装饰，在这洞中，很难找出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那种琳琅满目的感觉，会使观者忘掉塞外风沙的旅程，忘掉了周围的荒寒景象，仿佛站在一所人声鼎沸，香烟缭绕的庙堂中，令人对于当时所谓‘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盛况，难免引起了追忆。这些丰富美丽的装饰雕刻，是多种多样、变化无穷的，对于每一龛的佛像，所取得的装饰效果，也是优美而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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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美感效果，不胜枚举。

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

云冈石窟第13窟东壁造像

特别有的学者提到，云冈石窟造像，达到了人与神的统一，因而创造出宗教艺术特有的意境。“云冈造像的安静和蔼，口角微笑的神态，的确使人有‘忽若亲过’之感，可知它是通过人的感情所创作的典型形象，才能使人对它发生亲切的感受。同时它所表现的又不是人，它和人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因为它是‘佛’是‘菩萨’，带着宗教的气氛，必如此才能使人‘发菩提心’皈依佛教。而罗汉因为尚未成佛便有着较多的人性。这安静、和蔼、微笑俯首而坐(或立)，穿着极薄重叠多褶的衣――惯称的湿褶纹或形容为‘曹衣出水’――的造像，便是这时期中的标准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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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造像，能够同时使人产生对人的亲切感和对佛的崇敬感，艺术上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很好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故尔成为我国艺术史上的瑰宝，历久弥珍。

无论如何，艺术品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归根结底要表现人，颂扬人;云冈造像中许多生动活泼的形象正是表现人和人性的杰出作品。刘开渠先生曾从宏观的角度谈过这个问题，指出了云冈石窟造像艺术在我国雕塑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到了北朝、隋、唐，由于佛教的兴盛和封建统治的加强，由于印度犍陀罗和?多王朝式佛教雕刻之影响，雕塑内容和题材由前代以人和动物为主题的，一变而为宗教和表示封建统治力量的。但虽是宗教和封建雕塑(佛窟、佛像、帝王陵墓)最盛的这样时代，在以表现人为主的雕塑上也同样产生了极丰富的杰出作品。在技术上由简朴逐渐到了精致熟练，在风格上由前期的雄伟、挺秀、姿态生动到了庄严、整洁、富丽。北朝的大群飞天，隋、唐的许多菩萨、供养人，虽然是以佛教或礼佛为题材，但像的神气自如，肌肤丰润，轻纱透体，备极人性的健康和美丽。这正如拉飞尔和提香之玛利亚像，已不是表现‘圣母’之神性，而是意大利的美丽的健康的妇女;我们的这些雕塑家不是颂扬佛，而是在歌唱人类之母的美丽、温柔、慈爱。北朝云冈第七洞藻井上的成群飞天是人的感情之奔放，生活的快乐，藉飞天化佛满天飞舞而表现出来。我们仰望此洞藻井，恍如置身于愉快、健康的青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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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云冈石窟的造像中，也不乏反映这个历史时期世俗的、积极的、健康向上内涵的代表性艺术作品。

云冈石窟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艺术宝库，可以从许多侧面展示它的艺术价值。它在汉代以来的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融合外来艺术的样式和风格，创造出中国石窟寺艺术的中原流派。它形象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各族人民的宗教感情和精神世界的拓展，表现出该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更体现了古代雕塑家的伟大天才和高超技艺，因而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