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范氏在日本的贸易活动

介休范氏是清代著名皇商。据史籍记载，清初有“八大家”皇商，“八家商人皆山右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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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永斗是范氏家族充内务府皇商的第一代。

第三代范氏皇商曾经为清王朝建立殊勋，他们给清王朝运送军粮，有力支持了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清史稿》卷三百一十七记载：“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范)毓兄毓

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

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 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

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范氏兄弟在运送军粮的过程中，“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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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利用巨额财富为后盾，以历世累积的经营管理经验，卓越地完成清军的后勤供给任务，由此大大地提高了范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由于具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范氏得到清廷特许，从事以承办洋铜为目的的对日贸易。

铜是当时铸造钱币的主要原料。清初铸币用铜，采用“滇洋并办”的方法。当时中国铜产主要在云南，称作“滇铜”，产量不敷所需。从日本著名铜产地长崎进口一定数量的铜，称为“洋铜”，作为补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以前，采买洋铜由沿海的一些民商承办。在每年夏至时，装载闽广糖货及日人所需中国土产杂物出海，九月中，装载铜斤、海味回国;小雪后、大雪前又出海，次年四月回国。计一年运铜两次，借季风往返。每条船约运铜10万斤左右，其中六成按官价每百斤十七两五钱之数交官，其它四成可以按市价自销。办“洋铜”利润特高，“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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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的皇商们对此不胜妒羡，向朝廷呈请，由他们取代民商，采办一部分“洋铜”，并提出减价交售的竞争条件，他们采买百斤铜交官，比民商价低二两有奇。清廷以皇商采办“洋铜”，官方每年可节省银五万两，故将原由民商采办“洋铜”的半数交由皇商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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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时有数家皇商采办“洋铜”，至乾隆初年，只有范氏一家承办。从乾隆初年到乾隆四十八年的有关“洋铜”事条的档案记载中反映，范家兄弟父子叔侄，即范毓

、范毓、范清洪、范清注、范清济等人先后成为最重要的洋铜商，再无另一家皇商承办“洋铜”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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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初时有洋船3只，后增至5只，最多时达7只，而民商洋船则由12只减至6只。范氏采办洋铜的比重逐渐增大，每船载铜5万公斤，贸易额是相当大的。

采办“洋铜”，因为是关系到铸币的根本大计，所以受到清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优待，“其铜斤办回，经过各关免其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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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利的是，只有采办“洋铜”，才能得到对日本进行贸易的权利。清政府只允许运铜船只不受“丝斤出洋之禁”的限制，“每年出洋者十六船，共办铜二百万斤，除置带糖霜、药材等货外，每船应配带绸缎三十三卷，以重一百二十斤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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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货物所获利润，较运铜回国更为优厚。

范氏获得对日贸易权后，装船输入日本的货物品种甚多，计有丝绸、绉纱、绫、毛毡、锦罗、茶叶、扇子、瓷器、衣针、笔墨纸砚、药材、书籍等。山西土产如潞安产党参，辽州(今左权)产麝香、无名异、泽州、辽州产芽香，大同产香皮、石碌、花斑石、玛瑙石、黄芪、黄蜡，汾州产甘草，沁州产石菖蒲，平阳产龙骨，太原产瓷器、天花粉等，也大量输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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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开展经济交往，而且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有一定贡献。

范氏于乾隆四十八(1783年)年被抄家，从此没落。皇商范氏虽与封建国家财政、军需和经济关系密切，但远航日本，进行海外贸易，却为从事内陆贸易的山西商人，开创出一条新的贸易途径。其后山西票号在日本、朝鲜、印度设立分号，实由范氏开启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