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我国古代进步的史学思想，建树者为东汉末年《汉纪》作者荀悦。

荀悦宣称，著《汉纪》就是要“综往昭来”，通过论载西汉一朝，“得失之轨”，让统治者“有鉴乎此”(《汉纪?目录》)。这是最早的鉴戒史观。

唐代魏征监修《隋书》等五代史时，指出：“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论时政第三疏》，见《贞观政要》卷8《刑法》)表明他修史要从亡国取鉴、资治的思想。由此开始，修史便与从亡国取鉴、资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

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继承和发展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他说：“臣今所述，止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通鉴》卷69)。宋神宗以这部史著“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故赐名为《资治通鉴》。

以史为鉴的思想，在主观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他们敲警钟，筹划对策，以期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代兴衰演变的基本情形，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上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宝贵资料，这是它的进步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隋朝末年，各地武装割据势力日益壮大，原为隋朝官吏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起兵太原，投入了隋末逐鹿之战。在短短的几年间，李渊父子迅速平定了各地豪强，使宇内大定，四海为一，建立起李唐王朝，在这场战争中，李渊、李世民父子亲眼所见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深知平民百姓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同时，他们也目睹了隋朝统治者“穷奢极侈”、“徭役不息”、“穷兵黩武，干戈不戢” 而导致国破家亡这一现实。所以在建国之初，特别注意吸取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引以为戒。李世民常以 “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 《贞观政要》卷1) 来告诫群臣与诸子，“动静心思隋氏，以为鉴” ( 《贞观政要》卷8)。并针对隋末繁重的徭役，采取了 “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的施政方针，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能够获得一部分土地，并在男耕女织、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减轻农民的负担。其次，唐太宗还注意选清廉的官吏担任要职，注重听取臣僚的意见。魏征便因屡提不同意见得到重用。魏征死时，李世民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亲制碑文。并对侍臣说：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 朕亡一镜矣!”(《资治通

》卷196) 由于唐初统治者以史为鉴，吸取了隋亡的教训，有针对地采取 一系列措施，使唐朝在建国后不久，便稳定了全国秩序，恢复了社会生产，迎来了奠定唐朝三百年基业的 “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