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商为生计――渐领风骚的香港潮商为例

香港是潮人经商前往的又一重要地区。

香港开埠早期，就有一些潮州商人活跃这块贸易宝地，寻求发展，如高楚香(澄海人)、陈焕荣(隆都人)、吴潮川、陈开泰(海阳人)等人。高楚香先在泰国谋生，经一番奋斗，从小职员跃为米商，到港后，公元1850年在香港开设了元发行商号，进口泰国大米，经营进出口贸易。陈焕荣先是当船工，后自购帆船川走于汕头、上海、天津及东南亚之间，从事贩运，公元1851年设立乾泰隆行，进行中转贸易。陈开泰初到香港时在小食摊帮工，后搭草棚开凉茶店，再改饼食店，号“富珍斋”，专门代销潮汕各类优质饼食，除在港销售外，还转销南洋各地，生意兴隆。吴潮川出身瓷工，后为瓷器商，他在港创设利丰亨行，销售潮州陶瓷，并经港转销南洋各地，在越南、新加坡遍设分店。元发行和乾泰隆行的成功，吸引大量潮商到港经营中转贸易，逐渐形成南北行生意，也即将北方天津、上海、福州、厦门、汕头等地的豆类、油料、杂粮、土特产，南洋等地的大米、椰油、树胶、沙藤等物资运到香港，互通有无，再转运出去，使香港逐渐形成货物集散总汇。可以说，这一行业商号大多是潮汕人。

20世纪，香港也初步形成了一些以潮汕人为主经营的行业，如米行，转口大米主要来源于暹罗和越南，在这两个国家经营大米加工出口的多为潮籍华侨，相应的香港米行经营大多也是潮汕人;药材业多也是潮人经营。

在二次大战前香港经营南北贸易的潮商大多采取“南北行”制的经营方式，即寄售代佣方式。它必须建立在互相信赖的基础上，近似于“信用”贸易的形式，买卖双方大都是相互熟知的同乡或亲友。以南北行为代表的“香(港)暹(罗)叻(新)汕”贸易线之所以能成体系，在洋商优势竞争中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其原因即得力于这种同乡亲友间环环相扣、互相提携、人情味极浓的经营方式，香港有些行业，潮商占的人数比例特别多，经营状况比较好，持续时间比较长，原因也大都如此。

聚益轮船公司和香港汕头商业银行的创立即是潮汕人团结互助特性的体现。

1925年省港大罢工大批工人返回省内，香港各洋行船务公司趁机提交运费，给经营香暹叻汕转口贸易的香港潮商带来很大困难，于是以暹罗帮潮商陈子昭、林子丰为首的一批商人发起组织聚益轮船公司，租赁轮船行走香港至南洋线，各潮商纷纷将货物搭上该公司轮船运载，共渡难关。30年代初世界经济萧条，影响到以转口贸易为主的潮商也处于不景气中，1934年潮州商会会长马泽民倡仪成立了香港汕头商业银行(后改名香港商业银行)，由潮商集资创立，1947年扩充资金，并获取办理进出口货物。

潮商事业成功有赖于克勤克俭、精打细算的传统习惯。大多成功的潮商都有荜路褴褛、惨淡经营，以小致大终获成功的创业经历，在创业过程中，如果没有克勤克俭、坚韧不拔的精神，绝无成功可言。香港工业时代塑胶、纺织业的潮商几乎都是从小厂发展成大厂，生意越做越大，超过许多同行，靠的也是积少成多，从小到大的不断进取的精神。

对大多数潮商来说，开拓是和稳健并存、相辅相成的。香港潮商早期开拓的贸易行业，如南北行，陶瓷、茶业、菜籽等无一不是与潮汕本土有很大关连的行业，是他们所熟悉并自认能胜任的行业。以后所开拓的每一新事业，也都是在原有基础上摸索出一定规律后才进行投资的。翁锦通主张“不熟不做”。而李嘉诚之经营塑料花，是已有数年塑料制造、销售的经验，投资于房地产是他自己在办工业、购地建厂过程中，深知，香港寸土寸金，并预计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地价必然上涨。他之投向地产这一领域，是循序渐进，足足用了14年，才公开上市。

原汇丰银行主席桑打士有这么一段话：“如果要细致分析哪一些人在香港整体经济建设中，占了较为辽广的地位，或在人口比率中产生较大的影响，那么据我个人的意见，应首推我们的潮州朋友了!……潮州人在香港几乎深入到每个角落和每个基础单位，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这是其他方面的人不能比及的，这正说明了潮州人在香港潜在的力量，也说明他们对香港经济建设能起的作用，他们淳朴克俭的风尚和坚韧不懈的毅力，是被大众所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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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认为：潮商具有“既开拓又稳健的精神，既克俭又坚韧的习性”、“精明的筹计才能和积极的应变能力”、“浓厚的地缘结合意识和互相提携的人情观”，这些善于经商的特性，因而较为成功取得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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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林万任先生在分析在港潮州商人事业有成的原因时认为：“潮州民风淳朴，人尚进取，且能克勤克俭，因此在工商百业中，获得有相当成就者，为数也不少。盖以勤则艺精，俭则有所积蓄，一个人既已精通某种行业的知识与技艺，而手头又有余资可资运用，其失败自较减少。如果说香港的潮州人在工商业中有所成就的话，那么，‘勤俭’二字，可以说是潮州人成功的资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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