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

东汉末思想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少好学，博涉群籍，长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于青、徐、并、冀诸州之间。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时人或谓“狂生”。并州太守高?曾待之甚厚，访之以事，他对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不纳其言，遂去。后?果败，人皆异其识。

仲长统以所著《昌言》而留名，是为其哲学思想和政论之书。哲学观点上，他提出：“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也”，“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命题(见《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昌言》)，来反对东汉统治者宣扬的谶讳迷信之说。在社会历史观上，他一方面注重“人事”，否定“天命”，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由乱而治、由治而乱的循环过程，提出“乱世长而化世短”，陷入消极的历史循环论。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评论中，他认为世乱是由于政不专所造成，因而主张废除王公体制，恢复西汉的丞相制，并反对外戚、宦官干政。在法制观点上，他主张因世之治乱而决定刑法实施的宽严，认为法制是达到治世的重要手段，并极力主张恢复肉刑，以惩罚“中罪”。《昌言》原34篇，今大部分已散佚，《后汉书》本传载《理乱》、《损益》、《法诫》三篇，《群书治要》、《意林》、《齐民要术》等书中存部分辑录。另有骈赋体《乐志论》一篇、《述志诗》二首，抒发了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和倾心于道家思想的情怀。其传在《后汉书》卷四十九。另《三国志?魏书?刘劭传》注引有缪袭的《昌言表》亦载其事。

东汉思想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少时勤奋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官至尚书郎，参丞相曹操军事。性耿介，敢直言，不矜小节，有“狂生”之称。交友者皆赞其才华，州郡数招，托疾不就。慕老子之玄虚，飘然有出世之意。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命题，认为“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重视人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摒弃对“天道”和鬼神的迷信。提倡“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懂得“天之为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簋，惰者釜之，勤者钟(十釜为一钟)之，时及不为，而尚手食也哉”的道理，不要丧失天时地利而无所作为。强调“知言而不能行”，是认识上的偏病，坚持荀子等人的知行统一观。对儒家礼仪有所修正，宣传父母行为不端，子女可违之抗之。认定每个朝代必经兴起、守业、衰落三阶段，是“天道常然之大数”，而“乱世长而化世短”，则是历史发展之普遍现象。从户口、土地、生产、税收、法律、军事、政令，以及举官任人、道德教化和社会风气等方面，探讨国家不治的根源，把君主有无“公心”、能否限制土地兼并看作是治乱安危的关键。要求统治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反对“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信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而造成的善恶，以喜怒为赏罚”的行为，抨击当时外戚专政，宦官弄权，宠信佞谄的现实。主张“限夫田以断并兼”，加强法制，恢复肉刑，废除汉初实行的分封制。著有《昌言》三十四篇。后佚失。《后汉书》本传中录引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的节要。《群书治要》、《全后汉文》、《齐民要术》录有一些残存片断。

东汉末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邹县西南)人。少好学、博涉群书，游学青、徐、并、冀之间。敢直言，不矜小节，语默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思想倾向颇有老庄之风。后为荀?所荐，为尚书郎，参丞相曹操军事，著《昌言》34篇，十余万言，是一部政治思想杂论集，既触及社会现实，又表现了相当清醒明朗的哲学观点。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群书治要》卷四十五)明确反对西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人感应说、谶纬迷信说。他摒弃人格神之天道，而代之以日月星辰自然之天。“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同上)社会之治乱，王朝之兴废，亦在于人事，而非天命。对豪强地主、戚宦权贵的种种罪恶，仲长统亦给以猛烈抨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仲长统提出了建功立业、安居乐业、衰亡毁业，“治乱”往复循环的历史观。对儒家的道德观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著《昌言》大部佚失，部分保存于《后汉书?仲长统传》、《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及其他零星摘引。为平治社会，他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法律思想：(1)因时势决定法律，繁简宽猛相济。他虽持儒家“德主刑辅”的观点，强调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刑罚为之辅佐”，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主张当“奸宄成群”，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破其党”时，则必须使用重刑，法律的繁简轻重，应根据时势的需要而变化;(2)国家“治”、“乱”，不在于“法制”的不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法制”的好坏。他说：“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3)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间增设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因为对“中罪”杀之则太重，髡之则太轻，如果没有与“中罪”相适应的肉刑，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使刑罚“轻重无品”，罪与罚“名实不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