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汉族地区又别称释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占代印度。相传创始人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太子悉达多?乔达摩，佛教徒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其基本教理有“四谛”、“五蕴”、“十二因缘”等。佛教宣扬现世的虚幻和人生的“苦海无边”，认为只有消除一切欲念，追求超脱世间的“涅 ”，才能求得来生永绝“苦根”，在彼岸世界中寻找最后的归宿。佛教还宣扬“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公元1世纪前后，形成小乘、大乘两派。早期佛教只求自我解脱，因而被贬称为小乘(小车)。公元1世纪后，有的教徒除追求“自我解脱”外，还追求“普渡众生”，要求运载更多的人由现实的此岸达到涅境界的彼岸，故称为大乘(大车)。佛教主要分布于亚洲南部与东部、北部各国。传入中国后同儒家的封建宗法思想相融合，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其发展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前六世纪中叶至前四世纪中叶为原始佛教，即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教说;前四世纪中叶为部派佛教，即佛教内部因见解分歧，分裂为许多教团;一世纪前后为大乘佛教(将以前之佛教称为“小乘”);七世纪以后为密教，为大乘的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混合而成。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将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摆脱痛苦须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转变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涅?”的最高境界。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盛行于南北朝前后，隋唐时形成了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密宗等中国佛教宗派。对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社会风俗等皆有影响。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佛教的产生，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相传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后称释迦牟尼)所创。基本教义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诸行无常，人生是苦，只有通过修行，断除一切烦恼，才能进入涅?境界，即成佛。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可分几个阶段：从开创之时到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由佛祖释迦牟尼亲自说法，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口头转传，此为原始佛教阶段。这一阶段教义较简单，僧团组织结构严密。约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佛教僧团内部开始出现分裂。上座部一派是僧团中的长老派，也是少数派，其对立面的大众部是僧团中不满于保守作风、思想上倾向开放的多数派。约公元前一、二世纪间，从大众部中又分裂出大乘佛教， 主张众生皆可成佛，强调在注重自我解脱的同时，还要普渡众生。大乘佛教于是将只主张自我解脱的教派称为“小乘”。乘，即运载之义。这是佛教在发展中出现分裂，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的又一阶段。佛教跨出古印度国门，走向世界，始于公元前三世纪，即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时期。佛教的外传约分两支：流传于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傣族地区的一支为南传佛教，属小乘;流传于中国汉族、藏族、蒙族地区及朝鲜、日本、越南的一支为北传佛教，属大乘。公元十三世纪，佛教在它的产生地归于消亡，十九世纪又有所复兴。十九世纪以来，佛教在西方的影响逐渐扩大，欧美各国陆续出现了佛教团体，它们对佛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东汉。从三国至南北朝的四五百年间，中国僧众的活动主要是翻译、研习古印度佛经;至隋唐时代，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千余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起源于古印度的一种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因其创始人释迦牟尼被弟子尊为 “佛陀”，意即“觉悟者”，而其信徒也以 “成佛”为人生最高境界，所以称为 “佛教”。据传，在公元前五世纪，也就是中国春秋时代，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想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便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尼连禅河畔的树林中，坐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终于在一天夜里大彻大悟，洞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获得了解脱。这位王子姓乔答摩，名悉达多，被人誉为“释迦牟尼”，意即 “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便开始向大众宣说自己所悟出的宇宙人生的真谛，其内容主要包括“四圣谛”、“八正道” 与 “十二因缘”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要人们抛弃俗世生活的种种苦因，去追求一种无忧无虑、超脱生死轮回的极乐境界，就是所谓 “涅?”，就是所谓 “成佛”。释迦牟尼一生传道四十五年，足迹遍布恒河两岸，他的 “苦口婆心” 征服了越来越多的人，其中既有王公贵族，也有乞丐妓女。信徒也学习他的榜样，纷纷出家，过起了清苦虔诚的修道生活，于是渐渐形成了独特的教团与教规。这就是原始佛教。释迦牟尼去世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教，由于释迦牟尼生前是口传教义，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于是在释迦牟尼逝世的当年，由大弟子迦叶出面，召集五百名师弟集会，共同忆诵佛说，其中有两位弟子忆诵的经、律二藏，被大家认可，结集成《阿含经》，这就是最早的佛教经典。经过弟子的一传再传，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系统，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的一百到四百年间，佛教便发生了大分裂，开始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派，后来这两大派又多次再分裂，形成的派别有二十部之多。这就是所谓 “部派佛教”。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龙树、提婆师徒开创了主张“万法皆空” 的中观学派，无著、世亲兄弟开创了主张 “万法唯识”的瑜伽行派，为了取得在佛教中的正统地位，这些宗派标榜自己是 “大乘” 佛教，而把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贬称为 “小乘”佛教。“乘” 在梵文中的原意是 “乘载”、“运载”、“道路”，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轮回之此岸到达涅?解脱之彼岸，优越于小乘佛教的自渡自救与个人解脱。小乘佛教虽然已有将释迦牟尼神化的倾向，但基本上还是将其视为人间的尊者，是人而不是神;大乘佛教却把释迦牟尼无限神化，把他视为超人的存在，实际上成了最高的天神。佛教虽然有神魔鬼怪、天堂地狱、生死轮回等等信仰，但根本信仰是 “佛”，其人生的终极关怀是 “成佛”。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印度佛教就开始分南北两条路线向境外传播，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以大乘为主，为北传佛教; 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的，以小乘为主，为南传佛教。有趣的是，在公元十世纪前后，当亚洲各国的王公贵族、小民百姓纷纷拜倒在佛陀脚下时，在印度本土，佛教却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到十三世纪初年，居然就断了香火，没有信徒了。本世纪以来，佛教开始向欧美地区传播，据新版 《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 统计，全世界目前约有三亿佛教信徒。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佛是梵文音译“佛陀”的简称，意译为“觉悟者”。相传是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中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所创。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是人“造恶业”的结果，只有消除世俗的一切欲望，通过自己的修行才能成佛，超出生死轮回的范围，达到最高的“涅?”境地。随着古印度社会的发展，佛教发展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原始佛教，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为释迦牟尼创教和他的弟子传承其教说时期。部派佛教，公元前4世纪左右，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和教律产生分歧，分裂为许多教团，后称为十八部或二十部。大乘佛教，公元一、二世纪左右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产生出来，它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密教，公元7世纪以后由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而成。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并在许多国家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按其流传渠道不同可分为南北两系。传入中国大部分地区、日本、越南等国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经典为汉文系统。传入中国西藏、内蒙古等地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经典为藏文系统。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和我国傣族地区的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经典为巴利文系统。19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亦有佛教流传。在印度本土，佛教从9世纪起曾一度衰微，13世纪初消亡，19世纪后又逐渐复兴。佛教于公元前2年时传入中国内地，佛教思想逐渐与中国传统伦理、宗教观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宗派，对中国的哲学、文学、音乐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公元前6―前5世纪中，由印度迦毗罗卫国 (今尼泊尔境内) 王子乔答摩?悉达多创立，是当时反婆罗门教的思潮之一。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因此传播很快。其基本教理有 “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 等，主张学习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为最终目的。佛教在古印度的发展有几个阶段： 最初释迦牟尼逝后约100年间称为原始佛教; 自公元前4世纪左右，佛教僧团因传承和见解不同，发生分裂，形成部派佛教; 公元1―2世纪间，从部派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 最后，同婆罗门教互相调和，又产生大乘密教。公元前3世纪，佛教在印度国内外得到广泛流传，并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公元2世纪时，在迦腻色迦王的大力支持下，佛教更加发展，世界上信奉佛教的人口约2亿多，主要分布于亚洲各国，欧洲一些国家也有佛教流传，但影响较小。佛教在公元67年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400―500年间，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至隋唐遂产生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律宗、三论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派。后又传入西藏及云南地区，形成大乘和上座部佛教同时兼备的中国特点的佛教。佛教思想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影响较大。

又称释教(因佛祖被尊称为释迦牟尼而得名)，十力教(因佛教经典中常记载佛陀具有“十力”而得名)，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王子悉达多?乔达摩于恒河中游流域创立。基本教义可概括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行苦，涅磐寂静四法印。即宇宙间一切事物都要经常变化，并无实体或本体可言;人生的一切都是苦的，而苦的原因则在于人自身的“惑”(指贪、痴等烦恼)和“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苦果，并根据善恶行为，于天、阿修罗、人、牲畜、饿鬼六道中轮回报应，欲摆脱诸苦，则必须彻底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此超出世间生死轮回范围，达到不生不灭的极乐境地。该教发展可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至前四世纪中叶为乔达摩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教法的原始佛教阶段，前四世纪中叶后分裂成许多教团的部派佛教阶段;一世纪左右开始为大乘佛教阶段;七世纪后形成密教。公元前三世纪以后，该教逐渐发展成世界性宗教，并于一世纪左右传入中国，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信仰的汉传佛教和以藏族、蒙古族为主信仰的藏传佛教。

佛教最早传入新疆，不是直接由印度，而是经克什米尔(即当时的迦湿尔弥罗国)传入于阗国(现和田)的。

西方佛教僧侣到内地译经传法，都是经由横贯新疆的“丝绸之路”而来的。由于新疆地域辽阔，兼之沙漠戈壁当道，旅途艰辛无比，因而丝绸之路沿途的绿洲就成了来往旅人的群集之地。旅行者要在绿洲休息整顿，准备物资;客商在这里或准备继续前行，或在当地脱手货物，总之，大小绿洲成了东来西往者的驻足之处。佛教的传播也是这样，于是人口众多，实力最强的于阗、龟兹、高昌就成为三大佛教中心。这从今日遗留的佛教寺窟，也可窥见一斑。

佛教传入新疆之后，首先就遇到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萨满教、袄教等的顽强抵制。但是由于佛教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萨满教和袄教便在各个绿洲受到压迫以至被取缔。在尼雅出土的?卢文木简文书内就有充分的反映，文书中说到禁止百姓家中请巫婆跳神治病，并以国王的名义，下达对巫婆进行镇压，直至处死的命令。但社会意识是带有继承性的，一种新宗教传入后，必然要从旧有宗教里吸取营养，才能有生命力，因此，佛教传入后也吸收了原有宗教的某些思想、仪式、神碉等，成为具有地方化的佛教。例如，龟兹就把“佛陀”(印度俗语)和龟兹人原来信仰的“神天”结合在一起，称为“佛天”或“佛神”。在于阗，就把佛教原来不太重要的财神毗沙门天，奉为护国神，成为最受崇敬的神。这位毗沙门天从于阗东传，以后成为内地佛寺塑像中的北方天王，并一直东传到日本，在唐代又成了唐朝军队中的战神。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时代的棉织品上，有腊染佛画，就把伊朗的鬼子母女神和龙的形象并列在一幅画上，像此类例子还有很多。总之，佛教就这样植根于新疆这块土地。早期传入内地的佛教，就是这种带有新疆地方特色的佛教。如内地把佛教的僧侣称为“和尚”一词，就是从于阗语中借来的。“沙门”一词是从龟兹语中借来的。公元1―2世纪，佛教在和田、喀什等地已有初步发展，近代在和田地区内发现的用?卢文写成的《法句经》就是公元1世纪时的佛经写本。拜城(属古龟兹国)克孜尔千佛洞的早期佛教石窟寺，有可能在东汉晚期就已开始开凿了。

到了魏晋时期(公元3世纪―5世纪)，新疆佛教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新疆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在水利设施的建设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手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商业显得更加繁荣，商队往来不绝于途，富商大贾的势力日益强大，呈现出一派繁华兴旺景象。大约从4世纪起，新疆的一些绿洲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社会性质的巨大变革，引起了政治形势的激变。各地诸国互相兼并，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则是佛教的日益兴盛，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抬头。

大乘佛教的发展，主要是为适应当时已经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同时也应看到，新疆大乘佛学的发展，与整个中亚大乘佛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与魏晋时代中原玄学之盛行有较大的关系。鸠摩罗什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学大师、翻译大师之一，与唐玄奘等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翻译家。是他第一个向中原佛学界介绍了大、小乘佛教的区别。

东晋建元二年(344年)，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他的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他幼年时随母亲一起出家，9岁时跟随其母到临宾学习小乘佛教。12岁时返回龟兹，20岁受具足戒。这期间他钻研佛经以及佛经以外的各种书籍，像《吠陀》、星相占卜书等，从而萌发了对小乘的疑问。不久游学疏勒等地。在疏勒受到莎车王子参军、著名的大乘师须利耶苏摩的影响，由小乘改宗大乘。以后他以大乘佛学，数次挫败反大乘佛教的理论，因而名震四方，不仅在新疆，就连远在长安的前秦皇帝符坚也风闻鸠摩罗什的大名。在鸠摩罗什和须利耶苏摩等大乘派高僧的弘扬下，疏勒、温宿、龟兹、高昌、鄯善等地，大乘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再加上于阗、莎车、子合等，早已接受了大乘佛教的地区，大乘佛教在今新疆大部分地区迅速传播，并达到鼎盛的局面。

自鸠摩罗什东去之后不久，新疆佛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一变化一直延续到6世纪中叶，即从东晋末年到隋以前，几乎延至整个南北朝时期。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如疏勒、龟兹、焉耆以及南道的鄯善等地的小乘佛教迅速抬头，大乘佛教则呈现衰落的景象。从而逐渐形成了以龟兹为中心的小乘佛教的优势。而南道诸国中的于阗，斫句迦以及北道的高昌，大乘佛教则继续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为大乘佛教的于阗、高昌两大中心;另一方面，从5世纪中叶以后，南道于阗等地的佛教几次遭到异族的入侵，所受打击甚重，佛教势力的重心逐渐北移，呈现出北道佛教繁荣而南道相对冷落的趋势。这同当时由于沙漠南侵，南道的一个个绿洲被沙漠淹埋，交通已接近中断，丝绸之路已主要移至北道有关。

佛教遗址主要指的是佛寺、佛塔等。新疆佛教寺塔遍布于天山南北，有些已经发现，有些尚待进一步去发现。佛教寺院分石窟寺院和殿堂式寺院两种形式。石窟寺又分为二种，一种是用来供养佛像作参拜的，称为“支提”窟;另一种是用来供僧人修行的，称为“毗诃罗”窟，现在一般都称为“千佛洞”。著名的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库车县库木吐拉千佛洞，吐鲁番地区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千佛洞，雅尔湖千佛洞，喀什市北的三仙洞，叶城县的棋盘洞等，都属于这一类石窟寺。这种石窟寺一直向东传播，发展为甘肃敦煌千佛洞、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石窟。新疆石窟佛寺，最早的建于东汉时期，如克孜尔千佛洞、喀什市北的三仙洞、叶城县的棋盘洞等。克孜尔千佛洞，从东汉以后经过几百年的营造，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石窟寺群，现存石窟236个，保存较好的有74窟，是闻名全世界的艺术宝库。最晚的属于元代，如公元4世纪到8世纪时所建造。殿堂式的寺院出现大约略早于石窟寺，和田地区遗址较多，另外像焉耆的七格星明屋，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和吉木萨尔的北庭故城等处，都有这一类型的寺院遗址。现存完好的寺庙，大都是清朝及其以后所建造，如昭苏庙、巴仑台黄庙等。

建寺造塔，在佛教认为是一项功德，其目的是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同时在寺塔内造像绘画。把佛经故事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达到宣传佛教教义的效果。早期的雕塑壁画受犍陀罗艺术(一种希腊、波斯、印度三种艺术风格融合而成的艺术)影响较大，后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但是应该说仍是一种当地少数民族风格的艺术，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艺术家的创造。这种新疆少数民族的艺术，对中原地区也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如著名的和田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在隋唐时就以善画佛像而誉满长安。据说尉迟乙僧曾在长安慈恩寺画过千钵文殊菩萨等佛像。新疆寺塔壁画，从内容看，大都是佛本生故事画、经变画等宣传佛教的题材，但其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情景，是我们研究古代新疆历史、艺术、宗教语言以至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

随着佛教的东传，大量佛经译为古代新疆文字，早期的汉文佛经，并不是从印度的梵文直接译出的，而是通过新疆的各种语言文字翻译的。古代新疆翻译佛经时使用过的语言文字有很多种，像于阗语、龟兹语、焉耆语等，也有梵文、?卢文、突厥文、回鹘文(古维吾尔文)、藏文、西夏文、栗特文等等。这些语言文字的佛经都在新疆发现过。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翻译学、音韵学也发展了起来。这时古代新疆高僧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像龟兹人鸠摩罗什就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而疏勒(喀什)高僧慧琳，在他的《一切经音义》一书中，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汉语音韵及其它方面的资料。

佛教文学、音乐、舞蹈等，在古代新疆也很发达，现已发现的剧本就有用龟兹语和回鹘语写成的经变故事，如《弥勒会见记》等。这些剧本及演出的形式，对以后中原地区戏曲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佛经中的比喻故事，则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传到中原地区则是经过新疆的。因此，必然会添加新疆各族文学的成分。带有佛教色彩的龟兹乐舞、于阗乐、疏勒乐、高昌乐，在内地也曾风靡一时。

前6世纪至前5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所创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基本教义有“四谛”、“五蕴”、“十二因缘”诸说。中国西域地区素有其第二故乡之称。沿丝绸之路分南、北两条路线传入今新疆地区。南线：由贵霜王国越葱岭，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莎车、于阗、尼雅、且末、鄯善、楼兰，过玉门关至敦煌;北线：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疏勒、姑墨、龟兹、焉耆、高昌、伊吾，至敦煌。南线、北线，分别以于阗、龟兹为中心，建寺修塔，开凿石窟，绘塑佛像，书写佛经。10―11世纪逐渐广泛深入到回鹘人的政治、文化生活领域，建立了宗教政权，取代了萨满教与摩尼教的地位，成为当地主要宗教。有小乘佛教，也有大乘佛教。内地常有僧人来西域求法。魏甘露五年(260)颍川朱士行西度流沙，至于阗，得“梵书正本凡九十卷”，后以八十高龄逝于阗，是为内地僧人西游之始。产生过许多名僧、译经家，龟兹鸠摩罗什即其杰出代表。直至元代，仍有众多信奉者。明代渐呈衰退之势，为伊斯兰教所取代。著名文化遗存甚多，如克孜尔千佛洞、土峪沟千佛洞、三仙洞、阿克亚孜岩画以及交河、高昌、楼兰、玛利克瓦特等古城遗迹。

西晋武帝泰始四年（２６８年），僧人竺法崇在长沙岳麓山建寺（今麓山寺）弘法，称为“湖南第一道场”，是佛教传于湖南之始。佛教在湖南开创和引导了曹洞、临济、沩仰、云门、法眼五宗及杨岐、黄龙两派。湖南佛教寺庙和信众较其他宗教要多，许多寺庙至今香火旺盛。南岳衡山是全国有名的佛教圣地，一年四季，香客游人不绝。此外，长沙开福寺、宁乡密云寺等寺庙亦香客众多。

湖南最早的佛教寺庙―――长沙麓山寺（唐大柏摄）

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据有关文献记载，大约是在公元前８０年，最先传入的地区是和田。相传当时有一个商人带来一位名叫毗卢旃（即毗卢析那）的比丘从迦湿尼罗（今克什米尔）来到于阗（今和田），弘扬佛法。在其感召下，于阗王皈依佛教，并为该比丘建立了寺塔。《魏书》、《周书》、《北史》中称为“赞摩寺”，《水经注》中称为“利刹寺”。这是西域信奉佛教之始。此后，佛教一路沿丝绸之路南道即今莎车、皮山、且末、若羌等地东传；另一路沿丝绸之路北道即今喀什、阿克苏、库车、焉耆、吐鲁番、吉木萨尔、哈密等地东传。公元２世纪至３世纪，佛教已遍布西域各地，公元４世纪至５世纪日趋隆盛，至隋唐时代已非常发达，形成于阗（和田）、疏勒（喀什）、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四大佛教中心。为此，当时的西域曾被誉为“小西天”。初传入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后来又传入大乘佛教。小乘和大乘佛教都曾在西域各地流行，后期则以大乘佛教占据优势。

佛教是维吾尔族先民普遍信仰过的一种宗教。公元８４０年，回鹘人的一支（今维吾尔族主要组成部分）从鄂尔浑河流域迁到西域后，也逐渐接受了佛教，并使佛教逐渐渗透到回鹘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其主要信仰。塔里木盆地东部的高昌，始终是西域东部最著名的佛教繁盛地区。公元１０世纪高昌成了西域佛经典籍翻译的中心，不少佛教经典和文学作品都曾被译成回鹘文，如佛教经典《金光明经》、《俱舍论》、《华严经》，佛教文学作品《弥勒会见记》、《两个王子的故事》等。大量佛教文献的翻译，丰富和发展了回鹘文化。回鹘文佛教文献成为维吾尔族一份重要的古代文化遗产，在维吾尔族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古代哈萨克族各部落也曾信仰过佛教。据史料记载，直到１５世纪至１６世纪，有些哈萨克人还用毡子或绸缎制作佛像祭拜。古代哈萨克族的克烈、乃蛮、弘吉剌惕、篾尔乞惕等许多部落原来分布在蒙古高原，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铁木真进行兼并战争时，上述部落的一大部分迁到中亚草原，才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而此前，他们均信仰佛教。

早在柯尔克孜人生活在叶尼塞河流域时期，由于同蒙古人接触频繁，不少柯尔克孜人就皈依了佛教。西迁天山山区之后，柯尔克孜人与蒙古人杂居，受蒙古人影响更大，因之信仰藏传佛教的柯尔克孜人越来越多。约在公元１６世纪早期，迁入天山山区的柯尔克孜人中又有一部分人皈依了藏传佛教，居住在深山中以狩猎为生的猎户，更是绝大部分信奉了藏传佛教，并依教规对死者实行天葬。

居住在新疆天山北部，伊犁河谷额敏县、巩留县和尼勒克县的柯尔克孜族民众，大部分至今仍然信奉着藏传佛教。在这些柯尔克孜人的居住区内有喇嘛庙，有柯尔克孜族喇嘛。一些蒙古族喇嘛也经常进入柯尔克孜族居住区奉行佛事。在这些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人家，遇有婚丧大事，仍都要请喇嘛念经。

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是从元朝开始的。喇嘛教有多个教派，其中的格鲁派因喇嘛头戴黄帽，所以又被称为“黄教”。新疆境内的卫拉特蒙古族多信仰黄教。清政府认为“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为了麻痹蒙古族人民，清政府对喇嘛教采取保护及奖励的政策，鼓励蒙古族地区兴建了大批喇嘛庙，如巴伦台的黄庙、昭苏县的昭苏庙、乌苏县的黄庙以及和布克赛尔的喇嘛庙、和硕县的红庙等等，都是那个时期修建的。据调查，１９４９年仅新疆博尔塔拉地区就有土尔扈特和察哈尔左右两翼的喇嘛庙１７所，住庙喇嘛６００多人，加上还俗喇嘛在内，人数逾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巴音郭楞地区有喇嘛庙４０所，活佛２人，格林以上宗教人士６９３人，满金、格次力８１５人，足以证明藏传佛教是新疆蒙古族全民族虔诚信仰的宗教。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人的敖包（郭雨桥摄）

蒙古族祭敖包（李永年摄）

从我国古代汉文史料所记载的情况看，塔吉克先民也信仰过佛教。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之上，塔吉克人创造了颇具吸引力的佛教文化。

塔吉克族先民创建的?盘陀国约创立于公元初期。据史料记载，?盘陀国曾在帕米尔高原上建立过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佛教文化中心。佛教在帕米尔高原大约延续到公元１０世纪末到１１世纪塔吉克族接受伊斯兰教为止。

由于?盘陀国的灭亡和伊斯兰教的传入，佛教典籍文献未能流传至今。然而在民间文学作品中，我们时而还会看到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蛛丝马迹，如《秦公主的传说》、《巴扎尔达西提》、《罗力坎库尔干》等作品中都有佛教文化的影子。

新疆境内的锡伯族和达斡尔族因受蒙汉文化的影响，历史上也曾信奉藏传佛教。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西迁新疆伊犁的锡伯族第五牛录于锡伯营（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孔扎齐牛录村）动工修建的静远寺占地面积为１．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由前殿、中殿、后殿等建筑物构成，是当时伊犁地区的九大寺庙之一，也是藏传佛教历史上曾在该地区占有重要地位的有力证明。至今锡伯族和达斡尔族中仍有一部分人信奉藏传佛教。

东汉后期，佛教开始传入安徽，由北向南逐步扩大。东汉时楚王刘英统治两淮，信奉佛教。东汉永平十三年（７０年），楚王刘英因罪废，徙迁丹阳郡泾县（即皖南泾县），随从南徙者数千人，由此佛教流传江南。三国时期，东吴在安徽境内建有石溪寺（今全椒县境内）、广济寺、化成寺（今当涂县境内），是安徽建立最早的几座佛寺。两晋时期，佛教在淮河流域和长江两岸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同时出现了一批高僧，如寿县石涧寺的卑摩罗叉，律徒云集；亳州开元寺高僧遵海，谯郡人，精于《法华经》，朝廷赐号真行大师。南北朝时，齐梁帝王多信仰佛教，影响所及沿江各地皆盛行佛教。名僧昙影、道融传教于淮北，梁僧宝志创潜山山谷寺，名僧导至创寿县东山寺，从之学者千余人，影响于江南。此时，不少名门望族、地方官员笃信佛法，在上至帝王、下至官绅的推崇下，佛教开始深入民间。

佛事活动（欧阳发摄）

到了唐代，佛教在安徽传播最盛。被推崇为禅宗二世祖的慧可和三世祖的僧璨，曾往来岳西县的司空山和潜山县的天柱山等地，广为宣传禅宗佛法。唐开元年间（７１３―７４２年），新罗（今韩国）僧人金乔觉航海来华，开创了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佛教寺宇，遍布皖南、皖北。泗县普光王寺为唐代佛教徒集中朝拜的四大圣地之一。唐敬宗时灭佛和唐末年战乱，使佛教在安徽的传播一度受挫。后经宋代的恢复发展，佛教又兴盛起来，由于当时士大夫信佛，对民间信佛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故民间居士甚多。元代，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佛教又得以发展。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出家皇觉寺，对佛教有好感，加之明初社会安定，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凤阳皇觉寺后改为龙兴寺。重建和扩建了阜阳资福寺、蒙城慈氏寺、滁州琅琊山开化寺等，新建了安庆迎江寺、潜山天柱山的佛光寺等。特别是九华山佛教日益兴旺，全山大小寺庙总数超过１００座，始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明亡之后，有些遗臣和子民不愿事清，遁迹山林，削发为僧。一些有才华的文人深感亡国之痛，为了摆脱内心苦闷，采取明禅暗儒，为佛教增添了不少色彩。如著名学者桐城方削发后，曾在浮山讲学，门徒众多。新安画派奠基人渐江，俗姓江名韬，歙县人，自称渐江僧，专事书画。

清代，佛教得到广泛传播，数以千计的寺庵，星罗棋布于大江南北，佛教思想深入民心，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国时期继续传播。抗战期间寺庙破坏很大。１９４９年前全省寺庙３１５８座，僧３９３３人，尼２７９７人，居士３５００人，信教群众人数众多，难以统计确切数字。新中国成立后，僧尼自食其力，部分僧尼还俗，信佛人数锐减。１９７８年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许多寺庙整修一新。

相对来说，由于北京地处北部边陲，佛教的发展比中原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却绝不逊于各地。总体上讲，北京佛教起源于南北朝，兴于隋唐，大盛于辽，元代以后发展更盛，成为北京地区与儒、道二教相比肩的第三大文化。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对北京人的生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北朝时期，幽州是佛教的一个聚兴之地，寺院林立，较为著名的有潭柘寺、光林寺等，佛教文化因素是南北朝时期幽州文化的一大特点。

法源寺

隋唐五代时期，北京地区名僧辈出，如义净、华严和尚、智嘉禅师等，不仅有许多高僧远游各地，大振佛法，而且也有许多高僧弘法于此，甚至远在异国的僧侣也来燕地参与佛事活动，从而使得燕地佛教日益兴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辽代是北京佛教达到极盛的时代，佛刹林立，庵院遍布，著名的有悯忠寺、昊天寺、竹林寺、归义寺、仙露寺、天王寺、延寿寺、兴国寺、妙应寺等等，正如《契丹国志》所说：燕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

金代，虽然统治者制定了许多限制佛教发展的法令，但在此时的北京，佛教已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又允许佛教的发展。

元代，朝廷大力恢复被战火毁坏的佛教各种设施，考核僧侣，召开圆戒大会，任命燕京著名佛教领袖海云统管天下佛教事务，使得燕京成为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事件是藏传佛教传入，在当时及以后各代对北京文化有重大影响。

悯忠寺（今法源寺）悯忠台

戒台寺

明、清以后，作为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之一，在北京，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北京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佛教在北京兴盛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笼络了一大批教徒，比如辽代，燕京地区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几乎是无人不信佛教。著名法师法钧在慧聚寺（今戒台寺）开辟戒坛时，“自春至秋，凡半载，日度数千辈。半天之下，老幼奔走，疑家至户到”。而法钧所到之处，“士女塞途，皆罢市辍耕”（《法钧大师遗行碑》）。其中可见燕京人信教的盛况。辽代，每年的四月八日为佛诞节，燕京要举行盛大的环城大游行，在官方主持下，以释迦牟尼木雕像为前导，仪仗百戏相随其后，登上城墙环绕而行，庶民百姓纷纷围看，北京城里热闹非凡。皇家贵族们也常常亲自参与佛事活动，予以施舍，数量之大极其惊人；而普通民众，由于信教者众，城乡各区都出现了邑会组织，常见的是“千人邑”。每到佛诞日，前往云居寺上香的人动辄上万家。元代，大都地区信教的百姓占很大比重，入教的僧侣也很多，如名僧海云生前就度化弟子上千名，名士王侯受戒律的达到百人之数，士民奔走投靠者以千万计。大都成为全真教活动中心之后，“京人翕然归慕，若家喻户晓。都门四辟，百倍往昔”（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到民国时期，据统计，１９３５年北京地区的佛教信徒达６９万多人，占全市居民总数的４９．２６％，从中可见北京人信教的盛况。显然，佛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老北京民众的精神支柱与寄托，这种状况对北京人的社会生活必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庙会和宗教节日上。

戒台寺法钧大师舍利塔

宗教节日是北京年节文化的一个特点。重要的佛教节日有腊八节、迎佛日、浴佛会等。具体来说，腊八本来就是佛教节日，据说是日为佛成道日，但在北京，早在元代就已成为民间欢庆节日，这天主要的活动就是做腊八粥、吃腊八粥。春节期间老北京人还有供佛堂的习惯，这是老北京人信佛的表现。迎佛日在北京起源甚早，《辽史?礼志》：“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是日，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皆赴寺院上香，香车宝马，藻野缛川。佛教节日又有浴佛会，元代时在四月八日，佛寺举行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称“浴佛水”。大都城内在帝师和高僧主持下举行浴佛会。明代浴佛会则主要见于高粱桥畔。佛教徒称七月十五中元节为“目连救母日”，于是日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放荷灯，烧法船，以百味五果置盆中，供养各方僧众。

北京广济寺

可见，佛教的参与，一方面对北京人的心灵与人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与世俗文化的整合，进而丰富了北京人的生活。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６～前５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达摩所创，后来被尊称为释迦牟尼。“释迦”是古印度的一个族姓，属于刹地利王种。“牟尼”是寂寞的意思，有两层意思：一是释迦本人修道时，凝神入定，抛弃一切杂念，故而寂寞；二是释迦说法时，众弟子肃然起敬，聆听妙音，故而寂寞。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隐修者，也有于无声处大显神通之意。佛教的兴起，是当时的一股反婆罗门教的思潮。它以无常、缘起说反对婆门教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因而受到刹帝利和吠舍两种姓的支持而迅速传播。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等，宣扬世界虚幻不实，人生充满苦难，苦难是由前生“造恶业”和今生的“惑”、“业”所致。要摆脱苦难，只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改变世俗愿望和认识，超脱生死轮回，以达到涅木般境界。涅木般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译，意即灭、灭度、寂灭、不生、无为、安乐及解脱等，实际就是死的代名词。人生极苦，涅木般最乐，苦、灭二字，即可概括佛学的要义。简言之，即以今世之苦行、苦修，换取来世之乐。

佛教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５８―７５年），也有是说在西汉时即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进入鼎盛时期。河北省范围内，邯郸市峰峰矿区南北响堂寺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和摩崖刻经，是北齐时开凿；石家庄市井陉县苍岩山福庆寺、正定县隆兴寺建于隋朝，承德市的外八庙等为清代建筑。

佛教节日主要有佛诞节、涅木般节、成道节和盂兰盆会。佛诞节又名花节、泼水节、浴佛节，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汉族定在农历四月初八。涅木般节是纪念释迦牟尼去世的节日。成道节，传说释迦牟尼成道前，曾修苦行多年，幸遇一牧女送乳糜而得救，后坐于菩提树下沉思，在十二月初八日成道，故汉族地区的僧尼皆要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后此俗传到民间，俗称腊八节。盂兰盆会也与汉族的中元节相重合，成为祭奠亡灵的节日。这是佛教在汉族地区世俗化和民俗化的具体表现。其世俗化、民俗化的又一表现是，观音菩萨庵堂的广泛修建和民间的大量供奉。观音菩萨不仅慈航普度救助众生，而且还有保护儿童、为人送子的职责。河北民间传说中有不少都讲观音菩萨变成白发老婆婆，留意体察民间疾苦、救助穷苦、惩办不孝之人等。

供奉佛教神碉之所为寺院、庵堂和石窟寺等。这些地方一般都有为数不等的僧尼，作为各寺院庵堂的职业佛教徒。男性称比丘，汉语称和尚，女性称比丘尼，汉语称尼姑，他们都要脱离家庭，并削发，终身不娶不嫁。

佛教神灵分佛、菩萨、罗汉、天王（金刚）、韦驮、伽蓝等。佛是佛教中修行的最高品位，其次是菩萨、罗汉。天王（金刚）、韦驮、伽蓝为佛教的护法神。

佛教中的佛主要有释迦牟尼佛（即如来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等。

菩萨是梵语菩提萨?的简称，或译为大士。大乘佛教中指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中国佛教诸神中在河北民间影响最大、信仰最众的是观音菩萨。其本译作观世音，唐代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简略为观音。南北朝时期，观音造像有男有女，唐代以后便为女性了。

河北境内佛教信仰习俗表现如下：

出家为僧尼或在家当居士。佛教信徒分出家和不出家两大类。出家奉佛的为和尚、尼姑；不出家奉佛的有居士和大量的一般信奉者。旧时出家削发为僧尼的，一般有六种人：一是因疾病求佛，并许愿病愈后出家奉佛的，病愈后实践前愿而出家；二是因贫困为求食而出家奉佛，旧时因此情况出家的人数最多；三是发生灾祸自己或被他人送入寺院奉佛的；四是因遭受迫害而遁入空门，旧时因婚姻不谐或身心惨遭伤害的女性走此路的较多；五是因所谓“斩夫剑”而出家，旧时有的女性婚后丈夫伤病而死，世俗即说此女命硬，是“斩夫剑”，专伤夫婿，自己不敢再嫁，别人也不敢跟她成婚，逼得她只有皈依佛门；六是发案之人，为躲避追究，隐姓埋名，皈依佛门。

不出家为僧尼而信奉佛教的，有四种情况：第一，能诵佛经并有一定佛教修养的，本人向有资格的寺院提出，经寺院审核，报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批准的可成为居士，居士有寺院发给的凭证。其次，有在家中供奉佛像、观音菩萨像，应时烧香上供的。在家中供奉佛像和观音菩萨像，要由僧人或居士为其开光。此外，每年还要到有关寺院住上十天半月，拜佛和帮助寺中僧尼干些活。第三，家中不一定供奉佛像，也不定期到寺院奉佛，只是每年寺院庙会时到寺院烧香上供，以表示对佛的虔诚和信奉。第四，不分佛教和道教，逢寺见庙都烧香。

修建寺院庵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政府的宗教政策全面落实，各地修复了一些早已毁坏的寺院，安置了一些职业佛教人员，为开展正常的佛教活动提供了场所。比如邯郸市大乘寺、巨鹿县金阁寺、清苑县德源寺、昌黎县水岩寺等，在塌毁多年后得以恢复。

起办庙会。是民间佛教习俗的重要表现。庙会日期多定在佛或观音菩萨的生日，届时信奉佛教的群众都要赶会，烧香上供敬佛祖。如石家庄市赵县秀才营的铁佛寺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至十二日办庙会，邯郸市肥乡县经堂寺农历六月初六办晒经会等。

庙会时，由寺院内的僧人设布施箱，没有僧尼的寺院由所在地的信奉者和好事者组成会社，设布施桌收布施并记账，管理庙会事务。所以较有规模的寺院庙会一般都要搭台唱戏，附近村庄的信奉者则组织花车、旱船、武术等民间花会节目，前往庙会进行娱神表演。在观音菩萨庙会期间，善男信女还要拉黄船和烧黄船以体现观音菩萨的“慈航普度”和“普度众生”。

民间祭祀中的黄船（杜学德摄）

信佛的人们在庙会期间或为了自家平安吉祥，或为求家中病人早日康复、儿媳早生贵子、生意发财等目的而前往烧香上供，放鞭炮上布施，以表示对佛和菩萨的虔诚。也有并无具体目的，只为拜佛求平安。

庙会舍茶也是人们信奉神佛、行善积德的具体表现。庙会前夕，本地或附近村庄的人们就占定或出资租赁地方，搭棚垒灶，安锅备柴，庙会期间义务为赶会人提供开水。

佛教寺院在民间生活和民俗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有殡仪馆、教学场所、旅馆、临时办公场所、救济院、收容所和游览区等。殡仪馆，即旧时民间丧事设奠开吊常在寺院（庙宇）举行，并有代存“寿木”的附属作用。教学场所，即古代及近代寺庙常被作为“村塾”，现在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仍有用旧庙作校舍的。旅馆，即旧时游学游宦者多寄宿寺院，每逢科举大比之年，寺院就做留宿赶考举子的生意。临时办公场所，寺庙常成为下乡查案或过境官吏收受诉讼的公堂与落脚之所。救济院和收容所，寺庙经常用做收容难民、冬季开粥厂舍棉衣之场所。游览区，天下名山僧侣多，因此古今人们常借朝山进香兼作旅游观光。

宁夏地区的汉族信仰佛教者较多，但无严格的宗教仪式和行为约束，只在寺庙定期举行庙会，老百姓赶庙会烧香许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庙会日渐衰落。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大部分寺庙被作为“四旧”拆毁。１９７９年以后，有的寺庙逐渐恢复了庙会这种形式，和尚也常被办丧事的人请去为死者诵经超度亡灵。

云南各民族所信佛教，按习惯可分为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历史上，佛教的传播分为“南传”和“北传”。在云南，南传佛教即小乘佛教，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思茅、红河等地区。信仰民族有傣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等。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大约在7世纪中叶，是由缅甸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教派很多，流传在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也有很多派别，如“润派”、“摆庄派”、“左抵派”等。西双版纳僧人多属“润派”，德宏地区僧人多属“摆庄派”和“左抵派”。“润派”又分为“摆巴”和“摆孙”两支。“摆庄派”也有几个支派。南传佛教的教义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是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主张一切皆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提倡赕（布施），用做赕来积累善行，以修来世，最终达到涅?。但也有所不同，摆庄派教义比较宽松，它在生活上对僧侣不做过苛的要求。僧侣可以食肉吸烟，可以自由出寺，可以骑马乘车，也可以进出百姓家；群众见大佛爷不必叩头；信徒只要按照习俗经常供给僧侣饮食，就算尽到了宗教义务，佛寺不干预信徒的私生活，因此，摆庄派在傣族地区影响较大，成为多数人所皈依的宗教派别。润派与摆庄派教义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润派由和尚升为佛爷时，必须逃到山中躲避，让各村群众分头去找，找到后，用树枝扎一轿，插上鲜花，将其抬回，再举行升佛爷仪式。左抵派清规戒律很多，如僧侣云游，必须由大佛爷率领，集体行动；在生活上有严格要求，僧侣只披黄袈裟，不许再穿衣服，即使是严冬，睡觉时也不许用被褥，出门只许步行，不许乘车骑马，是典型的苦行僧。此派僧侣不多，但信徒不少。

过去，在笃信南传佛教的傣族中，男子一般都要到佛寺过一段时间的僧侣生活。送孩子入寺为僧，俗称“升和尚”或“当和尚”。佛寺收僧侣每年都有一定时间，并举行隆重仪式，这是傣族男子一生中最荣耀的日子。举行仪式后，换上袈裟，赐一法名，即成为正式和尚。傣族子弟入寺为僧，如同进学校读书一样，是一个启蒙、学习、掌握佛教文化知识的过程。到成年便可还俗。个别优秀者，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级晋升，成为专职宗教人员。

南传佛教僧侣等级及其称谓各教派大同小异。西双版纳僧侣分11个等级。帕囡（小和尚）和帕革（大和尚）是最低等级。大佛爷是最高等级。做大佛爷后，能苦心钻研经典，有重大贡献，即可升为祜巴―――本地区最高宗教领袖。德宏地区僧侣润派分为7个等级，摆庄派分为5个等级。德宏也有大佛爷。僧侣升大佛爷要举行盛大的庆典，一般要举行7天。这7天中，大佛爷可脱去袈裟，换上贵族服装，任请吃喝，尽情享受，也可与妇女嬉戏，不被指责。但7天期满后，要披上黄袈裟，黄头赤足，严守戒律，不得逾越。

僧侣必须严格遵守戒律。德宏摆庄派和尚的戒律有75条，佛爷有227条，其中最基本的有4条，即不杀生，不淫乱，不说谎，不偷盗。左抵派戒律有：不准盗窃；不准杀生；不准喝酒；不准卖刀枪；不准调戏别人的妻子；不欺哄别人；不捞鱼摸虾；不得饲养猪、鸡、鹅、鸭；不去朝拜外寨佛寺和僧侣；不信鬼神；死了人不能哭；拒绝杀生害命的人进寨。德宏僧人一律“午不食”，即从大佛爷到和尚，每天黎明时进一餐，正午以前进一餐，过了正午便不再进食，须等到翌日天明才能进食。西双版纳傣族润派僧人的戒律有：出行不能左顾右盼，过午不食，不吃荤腥，终身不娶，以苦行为荣，不置田产。布朗族僧人有十戒：不准杀生；不准偷东西；不准乱搞男女关系；不准说假话；不准吃酒致醉；不准吃晚饭和过时的午饭；过年过节不准舞刀弄棒；不能带刀、戴花和银饰物；不准同长辈平起平坐；不能穿戴有银饰物的衣服。

南传佛教赕佛诵经、习法的地方，俗称“佛寺”、“奘房”，也称“缅寺”。在傣族地区，有村落就有佛寺。佛塔随处可见。据1949年以前对西双版纳的景洪、勐海、勐腊3县11个勐230个村寨调查统计，共有佛寺183座，几乎凡有村落便有佛寺，较大的村寨，每寨有几座佛寺。在群众心目中，村寨有了佛寺和佛塔，就有佛祖保佑。《西南夷风土记》载，俗尚佛教，寺塔遍村落，且极壮丽。信仰南传佛教的其他民族地区，村寨中也建有佛寺和佛塔，但没有傣族地区美丽壮观。

北传佛教北传佛教也称“汉传佛教”。在云南，北传佛教分布较广，大理、丽江、保山、临沧、思茅、楚雄、昆明、曲靖、开远、个旧、东川、玉溪等地均有分布。信仰民族有汉族、白族和部分彝族、拉祜族等。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大约在东汉时期，最晚也不会晚于唐南诏时代。北传佛教派系复杂，主要流派有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等。

密宗，又称“密教”，亦称“阿吒力教”。它是大乘部派中的一宗。为区别于其他各宗之显教，故称“密教”。《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云，唐宋间传至云南之佛法当不止一宗派，而以阿吒力教为盛。阿吒力者，瑜伽密宗也，蒙段时期，此宗最盛。密宗的教义是传习“瑜伽师”的义理，宣讲瑜伽宗的大乘佛教。密宗是传到云南的最早的佛教。南诏大理国所信佛教有密宗阿吒力教、禅宗和华严教，以阿吒力教为主。阿吒力是梵文音译。南诏大理国时期称为“释儒”、“师儒”、“长老”、“大师”，乃至“国师”。关于瑜伽密宗传入大理的途径，有多种说法，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从印度转道西藏，通过吐蕃传入南诏的。

民间相传南诏时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中的迦叶，抱金褴衣，携舍利佛牙等，到大理传教，后在鸡足山入定。《大理县志稿》云：“吾邑佛教之传入，良因地居毗邻之藏缅密迩印度，故佛氏之流入最易。自汉以来，是邦文化方始胚胎，迦叶波即已传教其地，彼时境内多有奉大士者，其教徒男僧女尼，俱称和尚。所居曰寺庵，崇奉释迦、观音、地藏等佛像。”在大理白族地区，阿吒力教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南诏各姓大小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相结合。如张姓，李京《云南考略》载，开元二年（714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得“赐浮屠像”，并“学佛书，归授乡人”。张建成既是官吏，也是佛教徒。段氏是白族大姓之一，其祖先在南诏政权中任五代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南诏清平官段义宗就是和尚。何光远《鉴戒录》载，义宗削发为僧，号曰大长和尚。据《云南通志》记载，段道超曾是密僧七师之一。南诏时，大理一带，不管大户小户，都设有佛堂。当时大理寺院很多，其中最大的寺院叫“崇圣寺”（即今三塔寺），有890间房，院里塑佛11400尊。明代张含《苍洱歌》云：“?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鸣钟。”可见南诏时佛教之盛。大理国时期，佛教就更盛行了。人们把大理称为“妙香国”、“佛国”。据说大理国王段思平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在位时“岁岁建寺，铸佛万尊”。苍山对面的鸡足山，由于历代修建，规模很大，有36寺，72庵，常住僧多时有5000人。大理国虽未实行政教合一，但佛教对大理国政权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官吏从僧人中选拔，密宗的最高法师被封为“国师”。清平官等要职有时也由高僧充任。大理国末年，还进行开科取仕，所取悉为僧侣中读儒书者。历代大理国王22人，就有7人避位为僧。此外如白族大姓杨氏，史籍中有“以杨法律和尚为国师”，“杨嵩为大阿吒力”等记载。平民百姓，崇拜观音，人取名多用佛号，如李观音得，高观音明等等。元征服大理，封大理国亡国之君段兴智为“摩诃罗嵯”（梵语，即大王）。即段氏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写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家无论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为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而已，沿山寺庙极多，不可殚记。从唐代到明代，佛教密宗阿吒力在白族中，尤其是在上层社会中十分盛行。

禅宗，又称“传佛心印”。相传其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禅宗何时传入云南，争议较多，主要有三说：一为南诏大理国时传入；二为唐玄宗时传入；三为元代从中原传入。方国瑜认为，李贤者买顺，传禅于大理，兴寺，建塔，在南诏晟王（丰钓）时也。近人多从其说。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绘有禅宗六组像，有题名，分列为达摩、祖慧、僧璨、道信、弘忍、慧能。说明禅宗在大理国时已传入，不会再晚。元以后的地方志书中，也有禅宗僧人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活动的记载。传入大理的佛教禅宗，派系较多，主要有：水目山系、筇竹山系、圆照山系、狮子山系、荡山系、通海系、鸡足山系等。禅宗在南诏大理国有一定传播，但比起密宗来影响要小得多。

华严宗，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滇释记》载，普瑞禅师常梦与清凉贤首、华严诸祖共语，遂撰《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虽印心于南宗，而恒阐华严为业。说明至迟在宋大理国至元朝时，云南已有华严宗传播。华严宗以毗卢遮即佛为主像，文殊、普贤为胁侍，合称“华严三圣”。剑川石钟山石窟第四窟即雕有“华严三圣”的佛像。1978年维修崇圣寺千寻塔时，在塔顶发现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题款的经卷残片。华严宗，主“法界圆融”，据传千寻塔原来即有“法界通灵，明道乘塔”八字。《张胜温梵像卷》亦称为《法界源流图》，均与华严宗有关。大理凤仪北汤天法藏寺发现的南诏大理国写本佛经中，有唐释澄观撰写的《大方华严经疏》。从上述种种可以说明，华严宗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的一个教派。

净土宗，又称“莲宗”。唐善导创立。说死后往来阿弥陀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名。云南净土宗主要传播于今大理一带。云南民间信仰净土。据传净土宗在六诏时代已经传入大理。达律杰《重修大胜寺碑》中说，古滇居民……手捻菩提珠，口诵阿弥陀者，比比皆然。《续云南通志长编》亦说，云南佛教，古代以禅宗、净土为盛。《张胜温画卷》绘有“弥勒佛会”。这些都说明在南诏大理国以前，云南地区即有净土宗的传播。净土宗的分布主要有洱海和滇池两个中心。洱海地区主要分布于大理、洱源、宾川、剑川、鹤庆一带；滇池地区主要分布于昆明、安宁等地。

云南“无山不寺，无寺不僧”。云南有些寺是很古老的，如筇竹寺，在玉案山，唐贞观初建；宝庆寺，在府城北三十五里，唐时南诏建；海印庵，在赵州（今凤仪）西，唐高将军建；崇圣寺，在大理之点苍山下，蒙氏所创。（寺已毁，仅存三塔；今名三塔寺―――笔者）宝华寺，一名金龙寺，段氏所建。

元、明时期，云南又建了不少寺庙，仅中庆路中庆城（今昆明）所兴建的佛寺就有30余所，其中有名的有五华寺、圆通寺、大德寺、华亭寺、海源寺、盘龙寺、灵芝寺等。

清代，云南各地寺观又有所增加。其中以昆明和大理为最。据道光《昆明县志》记载，此时期昆明有圆通寺、大德寺、报国寺、常宁寺等等。《大理县志稿》上记载的寺观有：普贤寺、文殊寺等等。其中除个别寺为清真寺（回教）外，其余均为佛教寺庙。

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云南的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藏、川、滇三省交界处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及与其相邻的丽江地区。信仰的民族主要是藏族、纳西族、普米族和部分傈僳族。史籍记载，古宗……专敬喇嘛。古宗是藏胞的他称，藏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比较晚。据有关资料记载，公元1578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接受丽江木土司的邀请，到云南藏区传教，并在中甸修建了寺庙（健塘中甸为格鲁派“三塘”之一），云南藏族开始接受黄教信仰。迪庆境内流传的藏传佛教，各教派与西藏基本相同。教义为大小乘兼容而以大乘为主，同时又吸取本地教苯教的部分自然神碉和某些祭祀仪式，使云南的藏传佛教具有地方色彩。在迪庆、丽江地区的藏传佛教中格鲁派（俗称“黄教”）影响最大。其次是噶举派（俗称“白教”）和宁玛派（俗称“红教”）。格鲁派由宗喀巴于15世纪创立，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兴起的一大派别。格鲁系藏语，善规之意，因倡导并注意严守戒律，故名。它传入云南迪庆藏区后，很快成了该地的主要教派。由于教派利益的驱使，各教派僧侣加强了传教活动，促进了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地区的传播，使云南藏传佛教空前兴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迪庆境内共有藏传佛教寺院28座，其中，格鲁派17座，噶举派7座，宁玛派4座。寺院的分布：中甸3座，德钦13座，维西4座。现在全州开放的藏传佛教寺院有21座，其中格鲁派12座。

传入丽江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教主要是噶举派（白教）。噶举派噶玛巴先后在丽江地区修建了13座白教寺庙，号称“十三大寺”。其中著名的有指云寺、福国寺、玉峰寺、普济寺、文峰寺等。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其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而得道成佛为最终目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其思想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一定影响。

佛教的戒律中，有五戒、八关斋戒等。其中五戒是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语戒、不饮酒戒。在一般民众看来，僧人应该超凡脱俗，不过问俗事; 过独身生活，和尚和尼姑不可往来，和尚不可留女人在寺院过夜; 不杀生，不吃荤腥; 对人应心平气和，不大喊大叫。这些要求都在五戒之内。

八关斋戒又叫八戒斋，是由五戒再加上三戒组成。加上去的三戒是不涂脂粉、香水，不戴花粑，不穿华丽服装，不观玩歌舞妓乐戒;不睡卧高大床褥戒;不非食戒，即不是吃饭的时间，不可进食，也就是过午不食。以上八戒中，前七项属于戒法，第八项属于斋法，故总名八关斋戒。《十善戒经》云：“八戒斋者，是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为在家人制出家法。”可见八戒斋是适应在家佛教徒，使其能随分随力，学习戒法的方便法门。或者说，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的生活准则，从而在民间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家修行者步入佛寺时，必须遵守以下规矩：(1)入寺。入寺门后，不宜中央直行，进、退俱当顺着个人的左臂迤边而行。入殿门里，帽及提包须自提携或寄放他室为佳，万不可在佛案及佛座上放置。(2)拜佛。大殿中央拜垫是寺主用的，不可在上礼拜，宜向两旁的垫凳，分男左女右去拜用，凡有人礼拜时不可在他头前行走。(3)阅经。寺中若有公开阅览的经典，须先净手，不可随便坐着，握着一卷，或放膝上;衣帽等物，尤不可加在经上。(4)拜僧。见面称“法师”，或称“大和尚”。向他顶礼时，假若他说“一礼”，不必继续强拜。凡人礼佛、坐禅、诵经、饮食、睡眠、经行、如厕的时候，俱不可向他礼拜。(5)法器。寺中钟鼓鱼磬，不可擅敲;锡杖衣钵等物，不可戏动。(6)听经。随众礼拜入座。如己后到，法师已经升座，须先向佛顶礼毕，向后退一步，再向法师顶礼。入座后，不得向熟人招呼，不得起立不定，不得咳嗽、谈话。如不能听毕，但向法师行一合十，肃静退出，不得招手他人使退。

民间做佛事时，忌指佛像，否则会被认为是对佛的不敬;忌使用刀斧，恐伤佛爷;供品中的食品忌用荤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