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学

佛教典籍极重文采，富于形象性与想象力，颇具文学意味。中国人在汉译佛典的过程中，以固有的文化传统对外来典籍进行了理解、消化。汉译佛典数千卷，本身就可视为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许多精通外典的中国文人加入僧侣的队伍，以此为契机，佛典的表现艺术和写作手法与中国文学传统样式与技法相互间开始了交汇、结合，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中国佛教徒自己的明佛文字，这些论著不仅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而且辞章精采，论辩有力，堪称中国古典议论文中的上乘佳作。同时，大批中国僧侣写下的偈颂体诗，也显示了佛典偈颂体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巧妙结合，既通俗易懂、说理高明，又往往因心造境、借境辩理，生动活泼，新鲜有趣，中唐以后，更出现了“诗僧”这一类特殊人物。在六朝时期，记叙佛教感应、报应、灵验故事的富于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故事也被陆续创作出来，如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等都是这种专题故事集。这类“辅教之书”直到唐代仍有人创作。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文学，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以宣传佛教教义为目的的讲经文、变文和宝卷。从六朝时期开始，中国寺庙中就出现了颇富文艺表演趣味的俗讲，俗讲中僧人进行说唱、宣扬佛旨的底本就是讲经文。讲经文的体制是先唱经，然后解说，继以吟词，循环往复。解说中尽量发挥想象力，以复杂的情节和生动的形容达到吸引听众的目的。现存讲经文有唐代敦煌卷子写本《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等。在俗讲讲经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汲取古代中国说唱文学的表现形式，形成了变文。变文与讲经文一样，也是一种通俗的、以韵散结合为特征的说唱文学，但已从单纯讲经的格式下解放出来，在情节、形象、文词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取材于佛经的变文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等，出于佛经，加以敷衍，情节复杂曲折，人物性格也很鲜明。宝卷与变文有着直接的渊源，也是一种民间说唱，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宣扬因果报应，以用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居多，间以散文。宝卷有着长期发展的历史，早期宝卷的内容主要是宗教的，如讲释迦太子修道故事的《太子宝卷》，讲目莲救母故事的《目莲宝卷》，还有取材于中国僧传故事的《五祖黄梅宝卷》等，以后随着普及，宝卷内容也逐渐扩大。作为一种宗教文献，佛教文学根本目的是表现宗教教义，是为宗教宣传服务的，这与普通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有着质的不同，但它确实在佛典与文学作品之间表现了某种交叉，中国佛教文学正是这样一种处于佛教发展与文学发展的交汇点上的重要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