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全书梗概

《商君书》或名《商子》，是一部以记述商鞅思想和政治主张为基本内容的重要法家著作。作者实际并非商鞅一人，而是商鞅及其以后的法家，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晚期，尽管《商君书》不是商鞅一人的作品，但其内容主要反映了商鞅为代表的法家重法派的观点立场，反映了商鞅当年在秦国的活动，反映了秦国政治、军事及经济等方面的具体情况，所以它成为今天研究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

商鞅(约前390―前338)是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先秦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他本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也称卫鞅，后来被秦孝公封于商，号为商君，历史上遂称为商鞅。他在魏国研究过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的变法思想与经验，由于不获重用，便西入秦国，说劝急于变法图强、改变秦国落后面貌的秦孝公，在秦国主持了变法，从而使秦一跃成为列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为以后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因此，概括商鞅思想并实录商鞅变法重大政策法令的《商君书》，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

《商君书》最早著录为29篇，今有26篇的篇名，其中《刑约》第十六、《□□》第二十一两篇佚，实存24篇，分别是《更法》、《垦令》、《农战》、《去?》、《说民》、《算地》、《开塞》、《壹言》、《错法》、《战法》、《立本》、《兵守》、《靳令》、《修权》、《徕民》、《赏刑》、《画策》、《境内》、《弱民》、《外内》、《君臣》、《禁使》、《慎法》、《定分》等篇。

《更法》篇以对话的形式记载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与甘龙、杜挚之间的一场论争，争论的中心内容是秦国要不要变法。商鞅驳斥了甘龙二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论调，强调“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想。这场争论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为商鞅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垦令》篇记载了开垦荒地的命令，具体提出了开垦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的20条措施，集中体现了商鞅的重农思想。其主要内容是：1. 加强国君集权，统一国家法令制度，根据粮食多少来确定税额，建立精干而效率高的行政机构。2. 限制贵族特权，抑制商人，使闲散劳力去垦荒。3.采取重刑连坐、不准擅自迁居等强制手段，将农民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之上，以保证垦令的推行。

《农战》篇论述重农重战思想，指出农战是治国的要领，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主张根据农战功绩而授爵任官，反对任用“巧言辩说”的游士说客;还主张把尽可能多的民众集中到农战方面来，“令民归心于农”，以此为基础来加强战备。

《去?》篇主旨论述治国的要领，“去?”即除去强民，其中有重农重战，抑制商人，重刑轻赏，排斥《诗》、《书》，建立户籍以及掌握13种统计数字，禁止粮食外流等方面具体内容。

《说民》篇主要论述民众与政治的关系，阐述重法派的治民之道。强调做到“法胜民”，主张轻罪重判，反对“从六淫”，提倡“行四难”。要求禁绝虚言，使民众培养实力于农战，还提出“治国贵下断”的思想，即让下层民众不仅能了解法令，而且能根据法令来判断是非，以便达到“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效果。

《算地》篇论述了充分利用土地，调动民众去从事农战的意义和方法。主张用法律去鼓励农民垦荒，发掘自然资源，使山林财物得到充分利用，生产出充裕的粮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强调国君必须运用刑赏大权，使民“畏罚”、“乐用”，疾农力战。还要抑制游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等“五民”，效法“圣人”治理国家。

《开塞》篇意指排除政治方面的障碍，从而实行法治，强化国家政权。要求执政者切实实施法治。文中认为，当世战争频繁，民众多巧诈虚伪，必须摒弃“世之所谓义”，坚决推行法治。主张“刑九而赏一”，强调严刑峻法。

《壹言》篇论述统一国家政务的重要意义和措施，认为统一国家政务，集中民力从事农战，是富国强兵的根本途径。为此，必须执行法治，严明赏罚制度，正确使用集中民力和使用民力的关系。强调应根据时代需要，考察民众实际情况来进行变法。

《错法》篇论述建立法度的重要性和原则。“错法”即建立法度。主张国君设置刑罚和爵禄来控制和利用民众。指出只有推行论功行赏的制度，才会达到“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的目的。

《战法》篇论述战争取胜的方法。认为搞好政治是军事胜利的决定作用。强调战时要善于“论敌察众”，即正确估计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知己知彼。还要重视将帅的作用，特别要重视朝廷的统一决策。注意做到胜不骄，败不怨，不要轻敌深入而陷入险境等等。

《立本》篇论述如何确立强兵的根本问题。认为只有确立法治，实行厚赏政策，培养重视农战的风尚，提高军队的士气，储备充足的军用物资，才能建立强大的军队，从而无敌于天下。

《兵守》篇论述防守战的原则和方法。指出四面受敌的国家要“贵守战”。并具体指出备战措施及以逸待劳的战术原则。主张在战时要组织壮男、壮女和老弱三军，让他们都分担一定的军事任务。

《靳令》篇论述严格执行既定的法令问题。认为法治的目的是以治去治，以刑去刑，只有严格法治，才能达到国富、兵强、王天下的目的。而礼、乐、《诗》、《书》等都是祸国殃民的虱子。有了这些东西，国家就会贫困、削弱以至灭亡。

《修权》篇论述如何加强国君权力的问题。指出法度、信用和权力是治理好国家的三个基本条件，其中法度由君臣共同掌握，信用由君臣共同建立，权力必须由国君独自控制。认为“公私”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无论用人、赏赐、刑罚，都必须明确“公私之分”，只有不以私议和私利损害法制，才能维护法令的信用，提高国君的权威。

《徕民》篇论述如何招徕三晋之民来秦国垦荒的问题。“徕民”即招徕民众。认为秦国地广人稀，而三晋却“土狭民众”，建议秦国用免除三世徭役等优惠条件，招徕三晋民众入秦垦荒，秦本土民众只负担军役，这样农战兼顾，既强秦又弱晋。

《赏刑》篇论述赏赐与刑罚问题。认为统一赏赐、统一刑罚和统一教化是治理国家的纲要。统一赏赐即爵禄只赏给有战功之人，统一刑罚即刑罚不分贵贱等级，统一教化即用重战思想统一人们的言行。实行这样的“壹赏、壹刑、壹教”就可以达到“无赏”、“无刑”、“无教”的境界。只有抓住纲要，才能治理好国家。

《画策》篇论述谋划治理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策略，它的中心思想是：仁义不能治理天下，法治才是治国的根本。认为不贵仁义而推行法治是当时秦国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君必须了解时代发展的趋势，推行适时的政令，把“明法”同重战结合起来。

《境内》篇记述按军功授爵位的制度和方法。其对许多具体问题如户口登记、军队编制、攻城与野战的立功标准以及考核办法、惩罚措施等都有明确规定。

《弱民》篇论述减少民众对国家法令的抗拒力问题。“弱民”即使人民怯弱，亦即使民众老实守法，认为这是强国的措施之一。

《外内》篇论述国家的外事与内事问题。指出要做到外重战，内重农，必须用重赏奖励立有战功之人，用重刑惩罚逃避战争之人，堵塞淫道，使那些搞辩智、游宦、文学私名的人得不到荣华富贵;必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加重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赋税徭役，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如此才能把民力集中于农战，收到富国强兵的效果。

《君臣》篇论述国君与臣民的关系问题。认为国君的政治措施对臣民的风尚起着决定作用。必须认真执行法治，才能达到“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的目的。

《禁使》篇讲驾驭使用官吏，防止人们犯法的问题。主要论述了国君掌握和运用“势”(权威)、“术”(统治方法)的重要性。指出国君要善于掌握权势，周密考察官吏的功罪，正确施行赏罚，利用官吏之间的利害矛盾，严格规定各级官吏的职权，以便使他们互相监督而不敢违法越轨。认为国君只听书面报告而不考察实情，就不能正确判断事物。

《慎法》篇论述认真执行法治，以及实施法治的重要意义。强调国君治国要重法治，用刑赏来督促民众积极从事耕战，才能富国强兵。

《定分》篇讲确定权利名分的问题。认为要定分，就必须制定统一的法令，由朝廷设置各级专职法官法吏去严格执行。主张“吏为之师”，用“明白易知”的法令来统一民众的言行，使民众“知所避就”，以保证法令的执行。

上述是《商君书》各篇的大概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流传的两千多年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错乱残缺现象甚多，个别篇还十分严重，自明代起即有研究者对其进行校勘，清时此项工作出现了热潮，孙星衍、孙冯翼、钱熙祚、严万里、孙诒让、俞樾、陶鸿庆等皆为名家。近人朱师辙搜集15种版本，以严万里校本为底本，校成《商君书解诂》一书，后又修订为《商君书解诂定本》，是较完善的本子。当然，此本亦有不少缺陷。因此，有关《商君书》的校勘整理工作，迄今仍需学人继续付出艰辛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