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重地缘血缘社团

潮汕华侨离乡别井，远涉重洋，为了谋生而到陌生的国度，在文化情感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整个文化心态很不平衡，他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乡土文化性格，尽快适应另一种社会，开始自己“第二次社会化”的过程。所幸，东南亚基本上也是一个农业国家，气候环境等地理因素很适合潮汕人的生活，生活节奏亦非快得难以接受，除了语言不通等初级形态适应有一定困难外，谋生环境的适应，劳动技术的使用，个人才智的发挥等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反有如鱼得水之感，因而不少的潮汕移民在东南亚农业国家得以生存、发展起来。然而故乡的烙印难以消除，他们希望自己的文化情感得到补偿，得到延续，故土文化群体意识相当浓烈，因而产生了一种移民文化形态，这就是地缘意义的同乡会和血缘表征的宗亲会纷纷成立和长期存在，以联乡谊，敬奉祖先，同时还兼有互助、慈善等方面的功能。潮人的社团组织，部分地取代了家乡中家庭、家族的功能。照顾潮人的生老病死;举办教育，福利活动，使幼有所教，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粗浅教育，亦使老有所养;同时也排解纠纷，调和冲突，使华(潮)人社会井井有序，在安定中发展。潮人在海外大多失去家乡中家庭和宗族的依赖，故而也希望社团组织有一定的依托。这也可以说是大量潮人社团存在于华侨中且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与西方个人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不同，出国潮人多是受中国传统的孔子儒家学说影响，注重克己修身持家的生活态度，传统伦理观念非常牢固，承担自己对于家庭、周围圈子所应承担的个人义务，抱着一种负责精神――家庭、社会与己有关的人，勤俭持家，出国谋生“寄批养家”甚为普遍，个人享乐则受到自我限制。

潮侨离乡别井，远离家园、远离亲人、远离祖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梯山航海，荜路褴褛，千辛万苦始达侨居地，胼手胝足，流血淌汗，披星戴月，辛苦劳作，刻苦营谋，始得有点滴所获，他们的创业有着无数阻碍和极其艰辛的历程。

初期华侨的人生观是较为沉重，大多数仍处在下层社会为生存而奋斗，情绪也较为压抑，泰国义山亭的对联：“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赴流水;想做座山无归唐山，终老骨头归义山”正道出华侨的这种辛酸。

地缘意识的产生是与当时“过番”是以族援族、以乡援乡、以戚援戚的做法紧密相关，不少移民是被宗亲、乡亲、戚友接引到东南亚各地谋生的。如传记记载，海阳银湖乡新加坡华侨吴庆腾是在清咸丰三年(1853年)“辍耕南来，从商十余年，积蓄甚巨”，故而“梓中伯叔昆仲来叻(新加坡)者，多得其荫藉”。新加坡刘陇乡同乡会简史载：“十九世纪末叶迄本世纪初，刘陇乡人在新加坡之事业颇见兴盛，于是乡人南渡(指过番)者更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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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各国中，潮汕华侨以地域、血缘关系组织了一些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社团组织。潮州会馆是影响较大华侨社团，此外潮侨原所属各县也有会馆组织，如潮安会馆、普宁会馆、潮阳会馆等影响亦大。

移居海外的潮州华侨，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处境，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加强华侨间互助团结和彼此间的合作，共图发展，因此，潮侨聚居的东南亚一带，以团结互助和举办公益事业为宗旨的潮属社团，在乡秀、宗贤的指导下，相继组成，有的社团已成立有百数十年之久，基础十分稳固。

本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印支政向动荡，被迫逃离的潮属同乡，在侥幸于北美、西欧、澳州等地落脚寄迹后，也在美、加、英、法及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先后组织了“潮州会馆”、“潮州同乡会”。1980年，又有“国际潮团联谊年会”问世，并于1980年11月在香港举行了“第一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来自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英国、加拿大、香港及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南加州的600多名潮团同乡代表聚会。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1989年11月在澳门举行的第五届年会规模已达1388人，代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26个潮团。

此外，在港澳地区潮人仍有倚重地缘血缘社团的习惯。潮汕人在香港登记的团体超过100个，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互相帮助、紧密团结，拥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互相支持、相互提携。

对地缘关系的认同意识及在这种意识下作出的相互提携支持关照的人情观，在移民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