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北京婚仪

元代，大都人的婚礼依族别而有不同，因为元代统治者规定：“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通制条格》卷３《户令?婚姻礼制》）意思是说，各族人自相婚姻依本族之法，不同民族间通婚按男子民族的习俗举行，而蒙古人则不受这一限制。汉人婚姻基本上依汉族旧制，即所谓的“六礼”之说，而蒙古人，至元八年（公元１２７１年），中书省礼部根据朱熹《家礼》中有关婚姻的内容颁布了这样的婚姻条例：一曰“议婚”；二曰“纳采”（系今之下定）；三曰“纳币”（系今之下财）；四曰“亲迎”；五曰“妇见舅姑”；六曰“庙见”；七曰“婿见妇之父母”。

这一婚仪的具体程序与汉人的“六礼”区别其实不大，从中可见蒙古婚俗受汉族传统婚俗影响的程度。但具体执行时，又有本民族的特色。比如蒙古人对议婚非常重视，要办酒席，饮“布浑察儿”，就是“许亲酒”的意思。筵席上通常要吃羊颈喉肉，因羊颈喉骨头坚硬，食之意味订婚不悔。姑娘出嫁前，大都盛行婚前沐浴习俗，“都中官员士庶之家，聘女将嫁之明日，家人送女儿入堂中澡浴，男家一应都散汤钱，凡应役者赏有差。男家复把避风盏之类，比及出门，轻者十封，及有剃面钱之类，迟明则出嫁”（《析津志辑佚?风俗》）。此外，还有传席之俗，“舆轿迎至大门，则传席以入，弗令履地”（陶宗仪《传席》，《南村辍耕录》卷１７）。大都是首善之区，城中官宦士庶之家办婚事时，往往互相攀比，聘金越来越高，酒席越摆越大，竟有因此而倾家荡产的人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政府不得不规定了婚事财礼的等级和限额，分三等，上等户的聘金为金１两，银５两，彩缎６表里，杂用绢４０匹；中等户金５钱，银４两，彩缎４表里，杂用绢３０匹；下等户银３两，彩缎２表里，杂用绢１５匹。至于筵席，“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户、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新编篡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１０《家礼类?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