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后教的经济思想

对孔子的经济思想，过去人们重视不够。有权威人士认为“孔子对经济问题的言论不仅很少、很零碎，而且往往自相矛盾。并且没有构成什么完整的体系，它只是孔子政治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①

说孔子的经济言论不多，近乎事实，但说他没有完整的体系却未免片面。从孔子对经济的言论不多，但是极为精辟而有层次的论述来看，其经济思想是有体系的，是其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他承认人都有物欲，都想过富与贵的生活。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他的态度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孔子的经济思想是建立在对人有物欲这个认识基础上的。

其次，孔子虽然不懂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更不懂二者的辩证关系。但是，在论述经济问题时，总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有人把这段话概括为“庶、富、教”，或“先富后教”，是肯定其先后次序的。这两段话中的“食”、“富”，讲的是经济问题，都是放在第一位的。还有孔子极重礼仪，特别是丧祭礼仪。他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礼仪放在军国大事之前。但与经济问题放在一起讲时，就把经济放在了首位。《论语?尧曰》载：

所重：民、食、丧、祭。

他的这些论述，都是符合经济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思想、道德的基础的道理的。当然，这不是孔子的发现，早在孔子以前，管仲就有很明确的论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经济发展了，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富国强兵，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准，从而取得人民的信任。经济问题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问题。

再次，孔子把“富民”、“足食”放在了经济问题的首位，其出发点固然有为社会安定、统治者长治久安的一面，但是其中的古典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很突出的。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爱人首先要考虑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允许人们有一定的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使人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富一点，受点教育，有点精神生活。怎样满足人们的利益要求，使民富呢?一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二是省刑、薄敛;三是厚施济众，使民以时。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相辅而相成的。发展生产首先要保证劳动者的时间，特别是季节性强的农业，就要“使民以时”。他说：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

他很赞赏子产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主张为政者要宽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要“节用爱民”，减轻人民的负担。《说苑?政理》载：

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有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在生产力不高的古代，减轻赋税和徭役是发展生产、使民富裕的重要条件。因此，孔子极力反对过重的剥削。他的学生冉求为季氏家臣，季氏比鲁国国君都富，而冉求还“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为此而翻了脸，招呼他的弟子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其态度是那样坚决和鲜明。

最后，孔子有一定的商品意识，对经商是支持的。他的高足子贡，就是著名的大商人。孔子对子贡的经商活动是肯定的。《论语?先进》载：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回是颜回，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德行第一。孔子认为他德行可以了，但经常受穷;赐是端木赐即子贡，他不受命运的摆布，去做生意，猜测行情，屡次猜中，因此，发了大财。孔子语中对子贡充满了褒奖感情。

鲁国大夫臧文仲在自己的辖区设了六道关卡，以征收过往客商的税。孔子认为他阻碍商品流通，是不仁不义，极不可取的。而对齐国管仲曾采用的“关市讥而不征”的做法，则极表赞扬。 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有美玉如斯，韫

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孔子把自己比做商品，待贾而沽。

孔子主张富民，利民，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但是又反对“放利而行”，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也就是说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会招来怨恨，主张追求利益要讲手段，合于仁义，不能“为富不仁”。这方面他有很多的论述。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很明确，利益是可以追求的，但要得以其道，要合乎“义”。什么是义呢? 《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手段正当，恰到好处。如劳动所得，就应该，就合于义合于道。诈骗、投机、偷盗、抢劫、受贿、巧取豪夺等得来的利益，就是不义之利，靠这些手段发财，就叫不义之财。不义之财是不能要的。所以他强调：“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宪问》)。尤其是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更要考虑如何处理才合于义，才有利于全局，处理恰当就合乎义，处理不当，就是不义。如果有利于全局，个人做点牺牲，从根本和长远来看，对个人也是有利的。因此，义和利是辩证的统一。义是根本利益，全局利益。孔子强调义，正是从这一点考虑的。因此，他有时把义看得比个人生命更重要。如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国家、人民或他人生命遇到危险之时，是见义勇为，宁可牺牲自己，也心甘情愿，还是见死不救，置民族国家危亡于不顾，苟且偷生?这是判断一个人是义与不义、是君子还是小人的分界线。所以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既然义是全局利益，根本利益，个人利益就要服从于义。有了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就有了保证。故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

有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把义与利对立起来，是缺乏深入全面分析的。从以上分析看，孔子的义、利观是统一的。义和利是不可分割的，只是他轻视个人私利，损害全局利益的个人利益，反对个人不正当的利益追求。这在今天和今后都是应当大力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