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中原的教育文化

(一)夏

中华民族历史进入阶级社会，最早的夏王朝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其统治中心便是中原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文字已经产生，至夏朝建立后更加完备，学校教育也随之产生。故《孟子?滕文公上》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礼记?王制》也称：“序，夏后氏之序也。”这里的校、序、庠都是指的学校，其中的序，在夏代指习射之所，军事教育是其主要内容，史称“夏后氏以射造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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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重视教育，就特别尊重那些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年长者，《礼记?王制》所谓“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即指此，这也是养老敬老的教育。夏王朝还改有虞氏养老以宴饮的做法为飨礼，要求“体荐而不食，爵盈而不饮，依尊卑而为献，取数毕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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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尊卑等级的伦理观念己成为养老之礼的核心，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夏代的校，一般指乡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有“明人伦”(《孟子?滕文公上》)“教民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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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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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夏代的乡学以纲常伦理的道德教育为主。而与此对应的国学，分作东序和西序，说明学校教育在夏代已经开始，而这些学校又无疑都建在统治中心，因此，夏代的教育文化实际上也是中原地区的教育文化。

(二)商

商王朝的建立者最初活动在豫东一带，灭夏后向西、向北发展，达到今天的豫西、豫北一带，仍是一个以中原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奴隶制国家。在商朝时期，文字已被大量使用，学校教育更加发展。安阳出土的大批甲骨上，刻有不同的单字4000多个，与今天的汉字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为文字已经完备，故《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书籍也已出现。当时主要的文化人士是从事占卜降神活动的巫，他们除具备宗教信仰方面的知识外，还深通天文、历法、医药、政治、哲学、艺术，故大多也兼任教师之职。如一个叫巫咸的人是商代著名的“传天数者”《史记?天官书》，“格于皇天”的伊尹又是商王太甲的师保。在安阳出土的甲骨上，学校的“学”字已有多种写法，其最通常的一种作“”和“介”三个部分。其中“爻”是卜筮时用的象形符号，在这里表示学校教学的内容是卜筮之术及其他宗教知识;“ ”代表教与学的活动，“介”指教与学的场所。此外，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大学”、“庠”的名称，说明商代已有教学活动，这在教育发展史上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甲骨文中还对建学地点、上学日期、教学内容等与教育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记载，如甲骨《京人》60有“乍学”的字样，意即修建学校;甲骨《契》717有“学于入”的记载，意即建学于入(芮)地;甲骨《龟》2?25?9有“学”之语，是不间断上学的意思，说明商代学校授课已具有连续性。由于教育发达，不仅本国子弟竞相入学，即使是邻国子弟，也都前来学习军事和舞蹈。

(三)西周

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教育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被封于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都建有“大学”，因半面临水，被称为“

宫”或“泮宫”;而遍布中原各地的乡学，分别被称为家塾、乡校、州序、觉庠，说明学校教育已遍及城乡各地。当时学生们入学的年龄，入家塾者一般较小，其他各类学校一般在13岁左右。当时的学校教育还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入正式学校者要有贵族身份，进入大学则更是“王太子、王子”等高级贵族子弟。管理这些学校的，首先是太宰兼掌，其下由大司乐负责国学，大司徒负责乡学。学校开学时要举行敬学重道的释菜典礼，学习内容书、数、礼、乐无所不包。对于不服管教的学生，还规定有严格的惩罚制度。至于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则由官府负责，亦即所谓的“学在官府”。“是居官之人，亦即教民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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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官吏兼有向百姓推行教化的任务。这也是夏商周三代所共有的特点。

(四)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东周王朝首都的洛阳，自然是当时的文化教育中心。但由于春秋战国是一个分裂动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奴隶主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不断被打破，出现了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私学骤兴、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教育也出现了新的飞跃。早在西周时，商纣王的庶兄微子被封于宋(今河南商丘)，使之延续商朝的香火，故这里保留了较多的殷商文化。宋国南边的邻国楚国，自周敬王时王子朝率大批官僚及文物典籍逃到这里以来，文化教育迅速发展，慢慢代替了早已衰败的周王室文化，成为又一个文化教育中心。故今中原地区东部和东南部在当时是文化和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此后，宋国贵族的后裔孔子在鲁国创建了儒家学派，墨子在宋国建立了墨家学派，老子在楚国建立了道家学派，三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儒、墨两家，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无不广招生徒，聚众讲学，把文化发达的宋鲁两国变成了学子汇萃之地。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东部、东北部、东南部一带，不仅是中原地区的文化教育重心，也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朝统治势力的崩溃，教育也从被垄断的地位走向社会。当时的史籍《左传》形象地记载了这一现象，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文化教育开始成为黎民百姓也能享受的事情。至春秋末年，中原各国又兴起了养士制度，在晋国执政的赵襄子一日就破格提拔中牟县(今河南鹤壁西)庶人出身的士中章、胥已为中大夫，结果“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庶人通过受教育有了文化，有了文化后又可以被养士做官，极大地刺激了他们从学的积极性，这是当时中原居民努力向学的突出事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们也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如郑国在子产当政时“不毁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国在卫文公时亦“敬教劝学”(《左传?闵公二年》)。至于私家所办的学校，墨子当初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来自成一派，创建自己的私学，打破了商周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遂使“墨子之学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教育兴盛，文人士子也增多起来，他们在列国纷争的形势下，“士无定主”，在中原各国的发展和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国时的魏文侯礼贤下士，用李悝、吴起、乐羊等人为将相，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禽滑厘等人为师友，这些都是出身于下层的士人。而 卜子夏既事魏，又带来了大批学生，甚至还当了魏文侯的老师。被誉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国信陵君无忌，在大梁(今开封)大兴养士之风，“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史记?魏公子列传》)，足见中原地区士人之多，而这正是教育繁荣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教育的特点各有不同。如“卫国之教，危傅以利”(《管子?大匡》)，韩“刑名之书生焉”(《淮南子?要略》)。由于各国教育重点不同，从学之人或为法家，或为墨家，或为道家，各有自己的学派。如卫人卜子夏初学于孔子，孔子卒后由卫到魏，任魏文侯师傅，转攻刑名之学，同他的学生李悝、吴起等人，一跃成为前期法家。宋人宋钎初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后来与他的学生尹文一起周行天下，成为早期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些士人为了达到济世救民的目的，常不顾个人得失上说下辩，推行其道，活跃在中原各国。如李悝、吴起等人还当上了将相，实行变法，富国强民，为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由于地处各王朝统治中心，文化教育也较其他地区繁荣兴盛。这里不仅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文字，而且还孕育了对中国教育文化影响极为深远的儒、道、墨诸家文化。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原地区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诞生教育文化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