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墓

公墓分两类：其一，杂姓聚居村，人家各自择地筑墓，凡村中坡岭荒野，无所属者，皆可为之。另选一处做公墓，所葬者或无儿无女，或早夭，或非正常死亡，如车祸、自杀、违规、犯法处死、溺死等。这些死者都属“另类”，故葬一处，俗称“乱坟岗子”或“乱葬岗子”。其二，同姓家族村，世代居住，村人同一祖先，亡后皆葬同一墓地。随着家族发展壮大，形成较大村落，家族墓地自然成为公墓，族人只需依照辈分次序安葬亡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为缩减占用土地面积，政府提倡火葬深埋。但仍有守旧者偷偷土葬。

原始墓葬群、大型家族墓葬群在甘肃也随处可见。典型的有：大地湾、马家窑等４０余处原始墓葬群；汉代及魏晋墓葬群；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彭泽家族墓、督堂胡缵宗家族墓；元明清三代的汪氏家族墓、清代两湖总督牛树梅家族墓。普通人家的几代祖先墓葬群更是多不胜举。

大家旺族的墓葬群几乎是一部家族史。如位于漳县城南２．５公里徐家坪上的汪氏家族墓群，墓区是三角形地带，四面环山，占地面积约３万平方米，墓区内分布有数百座坟墓，高冢累累，碣石林立，并有围墙及守墓佣人住房等设施。墓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有方形、复斗顶或卷顶和笔顶式，还有竖穴土坑墓。墓壁由刻花砖砌成，起基四平，自下而上交互垒砌。垒至１．５米左右，顺壁砌成交错的七座回廊、楼台和仿木构门窗。门侧阍人侍立，门内刻着端坐的墓主人。楼上层雕防水结构的斗拱、椽、檐、瓦垅。然后逐次分好。叠涩砌成攒尖顶，最高处悬铜镜。为元明两代所建。有的墓室四壁镶有“二十四孝”、“童子戏莲”及动物花草图案等。墓主人穿戴的衣、帽，保存完好。石刻墓志铭上，镌刻有墓主人的姓名、官制以及对其祖先的考述。证明汪氏家族是元代蒙古族的一个支派，在金、元、明时，为陇西、漳县旺族。家族成员死后，都葬于汪家坟茔，它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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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西郊的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彭泽夫妇合葬墓及其家族墓位于上西园。其中墓志约１万余字，对彭泽的一生经历和当时很多军政大事作了详细记录，很有历史研究的价值。墓葬中的唐代瓷罐和菱花铜镜，明代的玉带、折扇、绣服、砚、琴及金银饰品，制作尤为精巧，显示了明代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从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可看出彭泽家族的兴旺发达史。

大家旺族除墓葬外，还有相应的祠堂。甘肃人的祠堂一般建于家族老庄附近，个别有在墓地旁建祠堂的。有些祠堂规模相当大，如陇西李氏宗族祠堂，从唐到清历代逐一扩建，几乎成为一组古代建筑群。一些地方的祠堂随着宗族成员的不断增多以及迁移，不但有总祠堂，还有分祠堂。甚至，还出现了祠堂组织，每个祠堂有族长１人，房管若干人。

由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大量踊入。1841年始，英国人和日本人先后在今山东路、八仙桥、静安寺等地设立了西人公墓、八仙桥公墓、静安寺公墓，为满足侨民的要求，公墓附设有简易的火葬设施。1917年，浙江人汪国贞在上海西郊征地兴办韭露园万国公墓（今万国公墓），安葬对象不受国籍、种族和籍贯的限制。后来，设在闹市区的外国公墓相继停办，其遗骸均迁葬于万国公墓。1981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骨灰安葬于父母宋耀如、倪桂珍墓旁，建立了宋庆龄陵园。在陵园西部是名人墓地，安葬着各个革命时期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过贡献的一些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土葬进行了改革，本着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移风易俗的原则，规划土葬用地，加强土葬管理。除划定禁坟区（如风景区、公路两侧山坡等），指定建坟区（限在隐蔽的荒山瘠地），建立建坟用地审批制度外，着重推广公墓建设。公墓以村为单位筹建，由群众集资，建成后由群众认购。这些园陵式的公墓四周除种植花木外，还有凉亭、花坛、墓志等附加设施。有些公墓旁边还建有“留容馆”。随着公墓的建设，丧仪也逐步简化，人们以挂白花、戴黑纱、开追悼会来代替过去的披麻戴孝和封建殡葬旧俗。

公墓（叶劲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