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铸业的初创

一、青铜冶铸

先秦时期，安徽省的青铜铸造在技术上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呈青灰色，因以得名。它比红铜熔点低、硬度大，便于根据不同的使用器类的需要，铸成不同的器具。

安徽自宋代起就经常不断地有先秦青铜器出土，如北宋吕大临的 《考古图》 即载有寿县境内出土的 “局举爵”、“蔡公子戈”、楚 “屈叔佗戈”等。近几十年来，全省境内更经常、大量地发现青铜器。1933―1938年，寿县东乡李三古堆楚王墓出土了4000多件文物，其中大多数为青铜器，包括炊器如鼎、?、俎、镐等，食器如敦、豆、笾、簋等，容器如垒、壶、卣等，饮酒器如爵、耳杯等，水器如盘、洗、釜、鉴等，兵器如戈、矛、剑、镞、镦等，度量衡器如量、天平称盘等，生产工具如?、斧、铲、锯、锉、凿、矩等，以及车马器、明器等。1955年5月，治淮民工在县城西门内城墙边取土时，发现了春秋蔡侯墓，出土了鼎、?、尊、盥、缶、编钟、甬钟、壶、豆、香、盆、釜、戈、矛、镞、剑及车马器等青铜器共480多件。1976年3月，寿县建设乡花站村发现了一座春秋早期古墓， 出土了?、 簋、、 鼎等7件精美的青铜器。

由于寿春地方地理位置的优越，使之成为通都大邑，春秋时期，蔡国国都即在此地或附近的地方。战国末年，楚国迁都于此，前后四世，历时19年。如此通都大邑，集中人力、物力冶炼青铜器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李三古堆出土器物来看，有铭文者达20余件。其中有楚王之器，如“崮肯鼎”、“崮感鼎”;有太子之器，如“太子鼎”、“太子镐”; 有王后之器，如“王后镐”、“王后簋”;有太后之器，如“太后之器”、“太后?鼎”等。郭沫若、李景聃先生认为“崮肯”、“崮感”应是一人，即楚幽王，如果是幽王的话，那么，楚自考烈王迁都寿春已历3年，考烈王死，幽王继位，则其器必在寿春所铸，不会是从先前的楚都带来的。胡光炜、刘节先生认为，“崮肯”是楚国最后一个王即被秦国所掳的负趋，那么，这批青铜器就更是寿春地方所铸的了。但对于“崮感之器”，诸家考证则多认为是幽王之器。

楚王崮感(即熊感)鼎(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口，方唇，内有子口，圆直腹，中腹制作附加凸弦纹一道，置对称式方附耳，底微鼓，置一圆游环，外周置3枚镂孔扁支垫，内、外周各制作附加凸弦纹一道。上腹和盖均模印菱形云雷纹。器铭分5段，长达60多字，口沿上有 “楚王崮感战获兵铜，正月告日室铸乔鼎”等字样。史载，楚幽王名熊悍，在位10年。《史记?楚世家》载，幽王三年 (公元前237)，有 “秦魏伐楚” 一事，除此之外，幽王在位期间无战事记载。大概这次战争中楚国得到了胜利，并获得了战利品――“兵铜”。然幽王缴获了铜兵器之后，没有把它们作为兵器继续使用，而是用来铸作鼎盘彝器之类，以纪胜利之功，故云 “战获兵铜”。“室” 是铸造青铜器的机构。这件铭文鼎，是楚都寿春铸造青铜器及部分铜材来源的可靠证据。

1933―1938年李三古堆楚王墓所出青铜器有大批流散外地。60年代初，天津市文化局文物组曾收集一批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青铜器。其中有一鼎，高23.4厘米、口径20.2厘米，盖上伏有三兽，中央有活动环钮。盖之边沿刻两行共7个字，陈邦怀先生释前4字为 “寿春仓苋”，仓是寿春积谷仓，苋是仓官之名，“寿春仓苋”鼎显然是在寿春铸造的，是楚国迁都寿春的产物。

先秦时期安徽冶铸铁器，亦可由此地铸铁实践得到佐证。李三古堆楚王墓的墓口是以生铁浇铸的，说明当时寿春地方已有冶炼作业，因为不可能从寿春以外的地方炼铁汁运到此地来浇铸。而冶铸铁器是在冶铸铜器的基础上进行的，能冶铸铁器，说明早已能冶铸青铜器。

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也反映了寿春地方冶铸青铜器的传统。《淮南子?淑真训》 云： “今夫冶工之铸器，金踊跃于炉中，必有波溢而播弃者，其中地而凝滞，亦有象以物者矣。”这是说： 现在冶炼工人在铸铁的时候熔液在火炉中翻腾，一定有因翻滚而撒到外边的，那些落地而凝结在一起的，也有同外物相像的。《淮南子》对金属浇铸时这一特定现象的记载，是相当生动具体的，如果没有现场观察，是不会有这样生动的描述的。《淮南子?本经训》云： “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珍。寝兕伏虎，蟠龙连组，?昱错眩，照耀辉煌。偃蹇寥纠，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铙，乍晦乍明。抑微灭瑕，霜文沈居，苦簟汇贺，缠绵经冗，似数而疏。……烧燎大木，鼓橐吹?，以销铜铁，靡流坚锻，无厌足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铸起大的钟鼎，修造精美的重器，在金铜器上雕饰花草鸟虫，互相交织在一起。犀牛在酣睡，老虎在俯伏，苍龙在盘旋，这些动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光彩焕发、互相交错，使人迷乱不清，金光四射，回环往复，缠绕交织，弯弯曲曲地组成华美的纹饰。锻炼锡铁，使之纹理光滑细腻，而使人不能直视，因而有忽明忽暗的感觉。宝剑之美，消除了微小的斑点，闪着白光，犹如寒霜，浸进剑体之中。斜纹如同席纹排列有致，缠绵冗长，像织锦的经线一样。寒光耀眼，让人看起来细密，又好像疏松。烧掉巨大的木头，拉起风箱，用来冶炼铜铁。铁水涌流，打成坚固的器用。还不满足一天从事这样的工作。在这里，《淮南子》不仅描写了铸造的青铜器的品类，而且谈及了冶炼鼓风设备――风箱。《淮南子》是在楚国灭亡七八十年后在寿春地方所著，其对青铜冶炼的生动描述是与寿春地方先秦时期的冶炼传统有关的。

分铸法是在青铜器铸造中运用简单的工艺原则解决复杂的工艺问题。在铸造复杂的器形时，或者先铸器身，再在上面合范浇铸附件 (如兽头等)，或者先铸得附件 (如耳、足等)，再在浇铸器身的时候铸接成一体。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青铜莲瓣方壶、青铜簋等，就是采用了分铸法，其造型生动、结构复杂、纹饰华丽，表现出很高的技艺水平。这是铸造工人们执简驭繁，在平凡劳动中的卓越创造。

方壶共2件。方口、圆腹、盖顶作镂空的莲瓣形，两耳兽形，四足作兽形，背承壶底，头部昂起。腹以上有较繁的花纹，腹部带纹。颈内有铭文2行6字，被盖口盖住，仅可见其一半。通高80厘米、口径18厘米、颈径13厘米、腹围107厘米、深51厘米、底径28厘米、花瓣高7厘米、宽7.5厘米、耳高12.5厘米、长37.2厘米、足高14厘米。

簋共8件。与方座相连。盖顶作莲瓣形，腹有两兽面形耳。盖内铭文2行6字，通高36厘米、口径23.8厘米、腹围75厘米、深11厘米、花瓣高5厘米、宽4厘米、耳高7.5厘米、长11.7厘米、座12.5厘米、宽24厘米。

寿县楚王墓所出器物中，以青铜礼器为大宗，其中仅鼎类即达33件。一座墓葬出土这么多形体较大的铜鼎，在我国商周考古史上是罕见的。楚鼎中最大的一个名 “楚大鼎”，又名 “大侣鼎”、“铸客鼎”，这件鼎的重量仅次于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司母戊大鼎，是现存商周以来最大、最重的鼎。1958年，毛泽东、邓小平等曾仔细观赏过此鼎。此鼎器形高大，通高113厘米、口径93厘米，重约400公斤，圆口、平唇、圆底、侈耳、蹄足。两耳及颈部满饰规整细密的斜方格交云纹，腹部突起的围带上饰蟠龙纹，犀首纹膝。器口刻篆铭文字： “铸客为囗囗囗为之。”

楚大鼎的铸造显示了浑铸技术的水平。

考古界专家考证，铸造如此巨大的铜鼎，需用16只大口陶尊做坩锅，这样多的坩锅要同时熔化、同时浇铸，其难度是很大的，工艺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显示了冶炼工匠气魄之大、技艺之娴熟。我们设想每个坩锅有4个人操作，则共需六七十人之多。这只是浇铸一道工序; 如再加上加工制模、雕范、修饰等工序，总共需要的人力就更多了。在当时铸造这样一个大鼎，如果没有熟练的专门技术，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特别是没有工种间的周密协作和人数众多的集体劳动，是办不到的。显然，这只有在先进的铸铜工艺条件下，利用大规模的简单劳动才能实现。

在寿县城西门内蔡侯墓出土的青铜器中，较为广泛地使用了镶嵌红铜的纹饰，这是这种技术的最早的实例。

镶嵌红铜是在青铜器的表面铸造出浅凹花纹图案，然后再于凹槽内嵌入红铜薄片，再打磨使之表面平整，利用两种金属的不同光泽来构成各种装饰图案，从而使实用器物成为精美的工艺品，这种先进工艺直到战国时期才在其他地方普遍流行开来。

青铜器的铭文，亦称金文，主要是为记事、记名用的，但寿县蔡侯墓出土器物中，铭文却表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

一是铭文排列整齐对称，不似以前青铜器铭文大小错落; 二是字体变长，长宽比例约为1∶4;三是饰于器内显著地位，因此，使人一看到就能感受到装饰的趣味，这就增加了器物的工艺价值。

错金银是在铜器表面错嵌金银细丝和薄片形成图案的工艺。古寿春蔡城乡 (今淮南市蔡家岗)蔡声侯墓出土的饰有金丝鸟篆文的“蔡侯产”剑3把，寿县双桥镇团城村出土的错金银承弓器、寿县东津乡花园村出土的楚大铜牛， 表明了先秦时期寿春地方青铜器铸造中错金银工艺的高度成就。

制作错金银器物，必须在铸造作范时即先把母范上的纹饰预刻凹槽，待器物铸成后再在凹槽上加工錾凿，以便在槽内嵌入金银。有些精细的金银错纹饰细如毫发，则是在铸器成形后在器表錾刻凹线后嵌入金银丝的。镶嵌金银丝片，都要用火适当的加温，金银丝还须截作点线，然后捶打使之嵌入浅槽，不宜捶打的则用玉石或玛瑙制的工具把金银丝或金银片挤入槽内。最后是磨错，即用厝石在器表打磨，使金银丝、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然后再用椴木烧成的木炭加清水打磨，使器表光滑、浑然一片。有的用皮草反复打磨，光泽更强。

团城村出土的承弓器器表呈黑色，通体镶错金银纹饰。器的正面作一矢形图案，以此为中心，在銎的两侧，背及昂部对称饰以卷云纹、鸟纹等。图案纹饰粗细相间，显得变化多姿、气韵流畅、舒缓得体。花园村所出之大铜牛，作卧状，脊股部特显丰圆，头颈回伸，尾甩贴于左股之上，前膝双脆，后腿屈于腹下，眼、眉和鼻用白镣错缕而成，因身和前后蹄镶嵌成舒展卷曲的图案，以脊梁为中心，花纹相互对称，整个造型和图案的组合，极其生动可爱，堪称战国时期青铜工艺的杰作。

鎏金工艺往往出现在铜器表面上，是用溶解于水银中的黄金涂在器物表面形成的，往往施于小件物口上，以达到光亮美观不锈蚀的目的。

在寿县李三古堆楚王墓中，曾发现鎏金铜板60块，长6.7厘米、宽6.9厘米，每个铜板上面戳有一个小方框，是楚国金币郢爰的象征，属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楚国有用郢爰模型随葬的先例，但鎏金 “郢爰” 明器，却是首次发现，这批明器的发现，说明当时淮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鎏工艺。

二、货币铸造

先秦时期，楚国通行黄金货币、铜质布钱和贝钱。

战国末年，作为楚国都城的寿春地方已经铸造金币。自宋代始，今寿县地方出土楚金币即屡见史载。北宋李石的 《续博物志》云：“印子金……寿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往往得之，小饼重半两，有一印，大饼至七两，有二十许印”;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 中亦云： “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之间往往得小金饼，……得之者多，天下谓之 ‘印子金’ 是也。然止于一印，重者不过半两而已，鲜有大者。予尝于寿州渔人处得一饼，言得于淮水中，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但自宋代至清代，人们一直把金印上的言语字误释为“刘主”，直到清末订正为“郢爰”，才明确其为战国时期楚国通行的黄金铸印。“郢”者，楚国都名，楚都所在之处，皆名之曰 “郢”，也可为国名，所以楚、郢并称。楚迁都寿春后，即命之曰“郢”，影响所及，直到今天，寿县境内仍有数百个村庄叫做 “郢子”; “爰”者，可能原来是重量名称，后转变为货币名称。

近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不断破土，楚金币在寿县境内尤其是城东南5里东津乡更是多次大量的发现。1979年8月9日，东津乡花园村农民在该村门西庄东南的水渠北坡边缘上取土时，发现楚金币19块，其中 “郢爰”2块，“卢金”4大1小，无印记金币8块，金饼4块，总重量5187.25克，同时伴出金粒、金叶等零星金质物。1986年2月16日，东津乡周寨村油坊圩农民在挖藕塘时发现完整的大块“郢爰”28块，金饼10块，总重量10 055克，亦伴有金粒、金叶等零星金质物出土。1986年4月30日，东津乡严圩村农民在塘中挖藕时发现大小125块楚金币，总重量9394.8克。

虽然楚金印在其他地方也曾多次发现，但像寿县这样发现经常、数量大、类别全、出土区域集中，却是罕见的。

寿县发现的楚金印以形制论有施印金币、无印记金币、金饼三种。施印金币又有郢爰、卢金两类。郢爰重量在259―263.5克之间，卢金重量在250.5―266.05克之间，重量均与湖南长沙楚王墓出土相近，说明郢爰、卢金同为楚的黄金铸币。

郢爰、卢金的形状均近方、微窿，颇似龟壳，以1979年东津乡花园村所出者为便，通长4.8―9.7厘米、宽5.9―8.3厘米、厚0.3―0.6厘米。内弧凹面即正面平滑，上施印记。外弧凸面即背面留有范制条纹。可以推断，郢爰、卢金的铸造是先通过炉炼出的黄金液范制成形，然后用印戳冷錾成印记的。外凸面的范制痕条纹，四周因浇铸时炉炼的黄金流液满了范槽而呈一道不规则的无纹边。内凹弧面为浇铸面，光亮，无制范痕，但在弧形变曲处呈比较明显的紧皱纹，其制法就是用单一平板起槽的范，将炉炼的黄金液浇铸在平板范槽内，成板形后，待未完全凝固时取出，利用黄金软性，捏成符合印制要求的龟壳模样的金币，因而形成皱纹，并使背面留下指掌痕，正如沈括在 《梦溪笔谈》 中所记的：“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传者以为握泥之所化，手痕正如握泥之迹。”

值得注意的是，东津乡花园村所出无印记金币8块，其形态、重量均与同出的有印记的郢爰、卢金相当，但其正面却有5―10个凹点，或穿孔，不似郢爰、卢金那样规整。试举一例，以见一斑：无印记金币之一，重263克，近方形，通长4.8―6.4厘米、宽6.4―7.4厘米、厚0.3―0.6厘米。正面无印记，因冷阻而留有10个较大凹点，背面呈条纹即范制纹，无刻画之筹算符号，其一侧呈直线的切割痕。

由上述可以推断，无印记金币是作为废品处理，准备回炉的，因而，不予施印，故其背面的范制条纹也格外清晰，没有受压迹象。

另外，东津乡几次大量出土楚金币时，都曾伴有零星金质物即金叶、金粒的发现，这也是发人深思的。1979年，花园村发现楚金币后，附近群众纷纷在出金地挖土过筛，寻找金粒，轰动一时。所出金粒大小不一，一般如绿豆粒大小。金粒正是熔金浇铸时金液沸腾溅浇地面的凝滞物。废次品和凝滞物的发现证明此地曾是金币作坊及仓库。

1979年，寿县东津乡花园村出土的楚金币“卢金”。共发现的8枚，印铭全部作小圆印，迥异于郢爰的小方印。兹举一例，以见一斑：卢金之一，重250.15克，近方形，通长5.5―9.7厘米、宽6.21―7.7厘米，厚薄不均，约为0.3―0.4厘米。正面钤阴文“卢金”二字小圆印21枚。其排列方法：5行分成两组，左2行为一组，右3行为一组，左右两组印文相背。背面、侧面刻画筹算数字，一侧呈切割痕。

以 “卢” 为铭，代表什么意思呢? 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 “卢金” 之 “卢”应是地名或国名，卢金系春秋时卢国 (今湖北襄阳附近)铸造，故自名为“卢金”。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它不能解释此种金币何以在外地没有发现，而独于楚都寿春地方发现，也不能解释卢国的金币如何与楚国的金币郢爰重量形制相同，并大量地放在一起。

另一种看法认为“卢”之意应为“炉”，是炼金的工具，标明“卢金”意为炉炼的金质实足，“战国末年，楚国受西北强秦的威胁，都郢渐次东移，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军攻破寿春的前夕，政治动摇，货币制度势必引起混乱，造成郢爰金质成分下降，有失信用，因而将金币改錾成 ‘卢金’ 印记，以表此金为 ‘足赤’。”这种观点虽然认识了 “卢” 与 “炉” 的联系，但仍然存在说不通的地方。其一，“炉炼之金” 与 “金质实足” 完全是两码事，标明“炉炼之金”从文字上无法表达“金质实足”的意义，因为其他没有标明 “炉炼之金”的金币如郢爰等也是要经过炉炼的，炉炼是所有金币铸造的过程的必经工序; 其二，上述卢金含金成分经科学化验为94%―95%，而郢爰、无印记金币、金饼等为97%―98%，恰恰与所谓 “郢爰金质下降” 因而改錾 “卢金” 以表此“金为足赤” 的结论相反 (涂书田 《安徽寿县又出土一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卢金”的真正含义应为回炉重铸之金。正因为是回炉重铸之金，所以它和废次品币材、熔金溅金粒放在一起; 正因为是回炉重铸金币所以其有可能混入某些杂质，因而其含金成分较之郢爰、无印记金币即废次品及金饼的含金量低3个百分点。如此解释，豁然贯通。标明 “卢金” 以表其为回炉重铸之金，正是为了表明此金不足赤。

回炉之金的发现，无疑是寿春地方铸造金币的有力佐证。

楚金币过去在寿县以外的地方亦有发现，包括陈爰、融爰、鄂爰、郢爰等，但对于外地发现的楚金币施印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 “以16小印为定制的一整块”，后来，又陆续发现有17印、18印、19印的。而寿县发现的楚金币施印最多者达到了22印，这是寿县发现的楚金币的又一特色，这个特色进一步证明了其为楚都寿春地方铸制的金币。兹举郢爰一例以见一斑： 郢爰之一，重263.5克，近方形，通长4.6―6.9厘米、宽6.8―7.9厘米、厚0.3―0.5厘米。正面钤阴文“郢爰”方印22枚，其排列方法： 左3行与右2行加1印各为一组，两组印文相背。背面、侧面刻画有筹算符号，一侧呈切割痕。

1933年寿县李三古堆楚王墓中曾出土60块楚冥币，铜质，外有一层鎏金。其形制与郢爰完全相同，唯其功用不是高档货币，而是殉葬品。李三古堆楚王墓墓主，学者多倾向于是楚幽王熊悍，即“崮感”。幽王在位10年，其时楚迁寿春已历13载，楚国是不可能在此前10数年即于他处如湖北江陵、河南的淮阳等郢都预铸后代的殉葬品的。同时，楚先世的殉葬品也与此不同，湖北江陵望山2号墓曾出土冥币，但其是外色金银薄片的铅饼。由此可见，这批仿郢爰铜冥币只能是楚郢都寿春地方铸造的产物，这也说明楚都寿春曾经铸造金币。

三、铁器的出现

考古界认为，“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点可能在楚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1933年发现的寿县楚王墓的封口是以生铁浇铸的，这说明寿春地方至迟在战国末年已经有了冶铁业。楚王墓中出土的器物中，有铁凿、铁镬、铁弩矢及铜铁合铸的铁足铜?、铁链铜镞等，这说明当时的寿春地方铁器已经运用到农业、手工业、军事及日常生活上。

其实，寿春地方冶铸及使用铁器的历史应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庄王时期令尹孙叔敖在此地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如果没有坚固锐利的铁制工具是不可想象的。后来的红铜镶嵌及错金银工艺，也需要锋利的钢刀才能完成。到了战国末年楚幽王三年 (公元前235)秦魏伐楚，楚获胜，将缴获的“兵铜”铸作日用器物鼎、盘等，“是以铁制武器取代青铜兵器，社会由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的重要标志。”(周始《皖志述略》上册第19页，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过去一般认为秦始皇集中天下兵器铸作铜人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铁器时代的开始，实际上楚国在此前已先行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