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

1908年11月出生于比利时，自幼生活在法国。年轻时代曾热衷于地质学，这一兴趣后来被他对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取代了。1927～1932年就学于法国大学法学系，并获得哲学教授资格。之后，他先后在法国某国立中等学校任教，在巴西圣保罗任教，回法国服兵役，在美国担任法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1942～1945年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任职，1947年在巴黎担任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1950～1974年在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担任指导教官，1953～1960年任社会科学国际学会会长期间，1955年发表了《忧郁的热带》而一举成名。1958年起，担任法兰西学院第一任社会人类学教授，1982年离位。列维-斯特劳斯与大多数人类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权威性杂志之一的Scientific American中也占有一席地位。他的主要作品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博士论文)、《人种与历史》 (1952)、 《忧郁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1958)、《图腾主义》 (1962a)、《野性思维》(1962b)、《神话学》Ⅰ、Ⅱ、Ⅲ、Ⅳ(1964～1971) 《遥远的视线》(1983)，等。从研究对象涉及的专业范围来讲，借用E.利奇(EdmundRonald Leach)的话来说，列维-斯特劳斯作为文化人类学家，他的研究方法既是人类学的又是语言学的，是跨越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人，他将分析对象扩展到文学、政治、古代哲学、神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他的主要业绩也体现在亲缘结构、分类理论(包括野性的思考)和神话构造这三个方面，他穿梭于“谱系”关系之中，探讨的是象征性分类“规则”中的精神构造(不同于社会学的结构)。列维-斯特劳斯主要在巴西和澳大利亚居住。从承担法国文化这一背景来说，他是“远距离”的。在围绕理解与运用马克思理论的问题上，同时也作为他们各自开展研究的社会依据，列维-斯特劳斯接受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基本观点，即“一种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这种现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种“日常的”、 “司空见惯的”、 “平凡的”事情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预谋的计划性行为，而正是这种精神状态构成了他们的“无意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语言等等被表达为一些关系，人类学就将成为一种关于关系的一般理论。这时将有可能根据这个关系体系的不同的特征表现来分析各个社会;正是这些关系体系决定了这些社会的面貌。他试图揭示作为语言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的象征体系。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感觉上的分类，如“螳螂/蝙蝠”、 “老鹰/乌鸦”、“上游/下游”、“红/白”、“天/地”、对事物的这种感觉上的分类不乏其主观的、唯心的、甚至有些是荒唐的成分，尽管如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它在科学思考的意义上，也是迈向合理主义的一个阶段。美感上的分类，如美丽的/丑陋的，这对分类本身来说也能够生产意义。理解层面的分类，如冷/热(社会结构)、生的/熟的(火的文明)、未培养的/被培养的(科学性)、野性的/文明的(知识性)、不易变化的/易变的(历史性)等等，这里的基本科学有几个重要特征：(1)它保持了人与自然的完整性。尽管这种分类奇妙，甚至不乏随遇而安的成分，但是事物的那种丰富性、多样性的全貌得以保全。为此人们要动员尽可能全面的考虑，这也从客观上帮助了记忆的构成。他们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创造新结构，即创造一种新的秩序。 (2)与西方科学的思考并立的野性的思考的承担者也反映在一方是技师;另一方是巧匠。前者的工作是在科学体系的框架下的工作;后者是建立在他所处环境的关系基础上的技巧性工作。由此发展看神话中的图腾，澳大利亚的一个地方族群，一个“半族”认同蝙蝠，另一个半族与螳螂相关联。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实际上这两种生物都食肉并生息在树上。两者处于一个“盗窃”，一个“狩猎”的关系。人们也是以这种互补的对立关系组合。以此来考虑两个半族之间的关系。这本身也是一种巧匠的工作。我们不是看它可以食用等效用，而是看它背后的社会关系。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事物的关心表现在那种用符号来表现的具体事物。这也是《野性的思考》研究中最为鲜明的社会依据。这里的知识性操作在于：半族和与它相提并论的蝙蝠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实际上相似的不是各个项，而是项之间的关系。“图腾制度支持的不是社会集团和自然事物之间的相同性，而是社会集团中反映出来的差异，以及自然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之间的相同性”。这种相同性的整个体系可以从关系转移到要素之间的关系(认识层面)。虽然在物与种的问题上，感觉上的性质和内在的属性之间没有合理的根据，但是，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关系。将这种情况一般化，虽然没有合理的根据，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能够成为有效的操作。比喻与概念之间有一种媒介，它是符号。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技师通过概念进行工作，巧匠则运用符号来进行工作。巧匠通过事件并组合它们来建构结构，科学家运用结构来制作事件。野性的思考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意味则是“第一”科学。野性的思考也好，科学的思考也罢，按照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它都是一个操作知识的问题，即相似性以及人与自然种植之间的隐喻关系，它们之间的分类体系恰恰是科学思考的第一步。列维-斯特劳斯的《图腾主义》和《野性的思考》从他的研究风格和过程来看，是他亲缘结构的分析和之后的神话分析之间重要的中介，这使得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前后贯穿成为一条主线：可以纳入历史过程中进行讨论的人的思维的共时性问题。迪尔凯姆的理论中包含了追求历史性起源的起源论和追求功能的功能论，毛斯放弃了对起源的追求，在研究一种制度时，他把握制度看做社会整体的现象，并且从中抽出隐藏在其中的原理。譬如他不从婚姻制度的表面现象讨论，而是把它看为女性交换， 《赠与论》中提炼出“互酬性”的原理。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毛斯的理论极为重要。R.雅各布森的有关音韵论的划时代研究，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也具有决定性，即从表达意识的语言现象出发延伸到无意识的社会、项与项之间关系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从婚姻交换(初期)到神话结构(后期)的研究，均采用了“体系”这一概念，从而提炼出一般性法则。如在他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他认为：婚姻是两个集团间以女性为媒介的沟通(communication)。它的交换形态有两个：一个是“一般交换” (单向性延伸的交换)，另一个是“限定交换”(集团间封闭式的互换行为)。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婚姻中交换的研究，但其中包含了人的活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近亲婚姻的禁忌这一人的精神。这种对人的精神的追求，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图腾崇拜和神话研究当中。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将图腾作为信仰来研究。迪尔凯姆和毛斯把根据图腾进行分类的操作看做是社会事实，进而挖掘社会组织中分类与图腾分类的一致性。列维-斯特劳斯不然，他不把作为野性思考的图腾放在社会结构中讨论，而是将它作为人类知识的一种逻辑。如前文所述，在这一点上，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不同于社会学意义的结构的关键所在，这为我们之后与布迪厄的理论进行比较提供了一个前提。这里有一个列维-斯特劳斯的论点，即“主知论”。在神话研究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论，它里面隐藏着向人们传递信息的寓意。神话在有限的素材中，不直接传递信息，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代码式的信息，不断地反复才能表现出来。这种寓意必须通过发现它的“编程” (code)，这种“编程”不是通过单线的一类神话，还要参照各种各样的“异说”才能发掘。这里重要的是解读“编程”。图腾与神话的研究哲学韵味极强，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前后研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也使得他自己的研究生涯具有了一种体系的连贯性。在这部分研究中，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欧洲社会中所见的科学思考与未开化社会中的那种野性的思考之间没有本质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