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皇族的楚歌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人虽然从楚人手里夺去了南中国的半壁江山，但仅在17年之后，楚人就从秦人手里取得了全中国这一统天下。随着楚人逐鹿中原进而君临天下，楚文化也被发扬光大，并且在汉王朝里与北方文化相融合而发展成为新型的汉文化。由于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更由于高度成熟的楚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涵盖力，汉初思想文化的发展，基本上也就是以楚文化为基础的。作为社会生活之镜子的文学，鲜明地反映了汉代文化的面貌。而有汉一代之文学，也就是在“拓宇于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楚人志深情长而尤爱楚歌，当他们作为农民起义军的主力而北捣秦宫时，就将楚歌传唱南北;当秦失其鹿，刘邦和项羽各率楚军逐鹿中原时，就更使楚歌风靡天下了。

西楚霸王项羽(前232―前202)，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孙、推翻秦王朝的头号功臣。在楚汉战争中，他被刘邦的军队围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夜闻四面楚歌，将士无不惊心动魄。他这位“力能扛鼎”的盖世英雄，于此情此景中亦不禁感慨伤怀，对着自己宠爱的虞姬呜咽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慷慨悲壮、情真意切的《垓下歌》，是一首具有楚歌特有的情调和韵律的抒情短歌，生动地展示了英雄因穷途末路而无限感伤的心境。

汉高祖刘邦(前247―前195)生长于楚地而“乐楚声”，尽管他建都于西北的长安(今西安西北)，但汉宫中的楚歌楚曲、楚音楚调却不绝于耳。他虽然出身于平民，不谙诗书，作起楚歌来倒不失为行家里手。他有感于太子“羽翼已就”、废立不成而作的楚歌“鸿鹄高飞”，就巧用比兴，抒情深婉。不过，更令后人称道不已的，则是他在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后，便道回故乡沛县(今属江苏)，在与“故人父老子弟纵酒”时“击筑自为歌诗”(《史记?高祖本纪》)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楚歌雄豪质朴，感情深沉，在慷慨悲凉的咏叹和舒缓悠扬的节奏中，抒发了帝王忧国、游子思乡和老人嗟时的复杂感情。朱熹因而在《楚辞后语》中赞叹说：“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之壮丽而奇伟者也。呜乎雄哉!”

如果说出自市井、于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尚且不喜文章，所好楚乐也只是家乡小调、所好楚歌也只是寥寥短章的话，那么，他的那些生长在宫廷、承继为帝王的子孙，就不满足于民间楚歌，而更偏爱体制宏伟、文辞艳丽的雅篇楚辞了。刘邦之子、赵幽王刘友所作的《幽歌》，就是完全采用楚辞体写成的篇幅较长的楚歌。汉初的几代皇帝都征召天下能够诵读和写作楚辞的文人学士，如景帝召朱买臣进宫“言楚辞”，武帝召东方朔、枚皋等人侍奉左右作楚辞，宣帝“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书?王褒传》)。

西汉诸帝中，尤以武帝刘彻(前156―前8)最爱辞赋。尽管年少气盛、雄才大略的武帝，在经济恢复、国力大增之时继位后，不甘心遵从汉初以来奉行的无为而治的道家之术，转而独尊儒学、颇思进取，但是，他在文学艺术上却力振楚风。他不仅亲自写辞作赋，而且广为招揽辞人赋家，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命司马相如等人写新体赋。就是在武帝时代，由于他的大力提倡，更由于融合南北文化而成的汉文化发展成熟并且达到空前的繁荣，骚体诗创作继屈、宋之余绪而出现了新高潮，促成了适应反映强大帝国之社会生活的需要的新一代文学――汉赋的兴盛。汉赋显示出的体制宏大、文辞华丽、境界瑰伟、表现手法多样的特征以及反映出的崇尚大美的意识，都可以直接溯源至屈宋辞赋。从文学形式和审美特征来看，汉赋实际上是屈骚开其源，宋赋拓其流，吴人枚乘奠其制，蜀人司马相如成其形的新文体，是中国文学自“庄骚”出现而独立之后的新发展。不过，由于汉赋不再是象楚辞那样抒写个人的哀怨悲愁之作，而是赋家以乐观自信的情怀描绘统一强盛的帝国面貌和文明发达的缤纷色彩之作，汉赋也就从楚辞那种写物以言志、造象以表情转为体物以图貌、观象以赋形，充分发掘出实现“书同文”之后的语言文字的艺术表现力，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竞为侈丽闳衍之辞”，从而形成其独有的文学特征。汉赋是盛汉文化孕育的艺术花朵，但汉武帝的浇灌之功却不可埋没。

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有作品10余篇。就传世的作品来看，几乎全是骚体诗作。《瓠子歌》二首，抒写了他悲悯百姓受黄河决口之苦的深沉感情，表达了他治理河水泛滥的坚强决心。《李夫人歌》，则将他对李夫人的爱恋之情表达得棵绵悱恻而又淋漓尽致，颇有屈骚之风。至于他的《秋风辞》，就更是千古传颂的佳作了：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奈老何!

在艺术形式上，这首歌辞全为楚辞体，而且明显有摹仿《九歌》语句之迹;在艺术表现上，它则承继《九辩》，为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之作，写得凄清悲凉、真切动人。假如说《九辩》是我国“悲秋”之作的先河的话，那么，《秋风辞》则可以说继之掀起了“悲秋”之作的波澜，它因此在历史上影响甚大，后即以“秋风客”代称汉武帝。

刘家皇族成员中，有一位自觉而且全面地总结和发扬楚文化的人物，他就是被封在楚国故地为淮南王的刘安(前179―前122)。刘安是刘邦的孙子、刘彻的叔父。为了将汉初风行的以楚道家思想为主体的黄老道学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使之成为汉帝国长期不变的治国理论和统治思想，他“招致天下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撰了一部集道家思想之大成、融百家学说为一体的《淮南子》。在少年刘彻继位后的第二年(前139年)，他就将这部述神话、繁文采、多韵文、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的学术巨著献给了武帝。然而，他所致力宣扬的“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已经不合时宜。就在献书的10多年后，他便成了武帝削藩政策的牺牲品，因所谓谋反事发而自杀。刘安的悲剧，也是其时道家学说在思想文化上失势、由显至隐的悲剧的反映。

刘安精通楚辞，善作辞赋。他受命写出的中国第一部解说楚辞之作《离骚传》，虽然早已亡佚，但其中有关《离骚》的评语，对后世的楚辞研究影响深远。他“招怀天下俊伟之士，……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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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几乎都已散佚殆尽，今日所见的可信作品，仅有《楚辞章句》中收录的一篇注明为“淮南小山之所作”的《招隐士》。小山究竟是何人，今已不可详考，但这篇诗作却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它通过对幽深凄迷的山林境界的描绘，烘托出隐者孤独而高洁的心境，反映了刘安及其门客的处境、心态、文化素养和文学才华。

至西汉后期，皇族成员中酷爱楚辞并且长于辞赋者，又有刘向父子。刘向(前77―前6)，是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以中垒校尉终。他的学识渊博，著作颇丰。但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则在于校阅群书，整理古籍，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和流传。他将屈原、宋玉之作以及东方朔、严忌、王褒等汉代人模仿屈骚的作品汇编成集，于是有了中国第一部骚体诗歌总集《楚辞》。史籍记载他作有辞赋33篇，其大部分都已亡佚。编入《楚辞》一书中的《九叹》，是他模拟屈原《九章》之作，抒写了他悲叹自己犹似屈原那样虽为宗臣却不得重用的身世之感。刘向的少子刘歆(?―23年)承继父业，总校群书，成为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他亦作有辞赋多篇，同样未能都流传下来。传世的《遂初赋》，虽然略仿屈原《哀郢》等作品的叙事行文之法，却引述广博，铺写宏肆，感慨深远，寄情丰厚，在艺术表现上别有创格。

西汉时期，皇帝藩王爱好楚歌、喜作辞赋者固然不乏其人，公主或妃嫔同样如此者也大有人在。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所作的《悲愁歌》，抒写了她作为公主远嫁乌孙王后的不适之感和怀乡之情。汉成帝妃嫔班??所作的《自悼赋》，抒写了她入宫后由得幸到失宠的遭遇和因谮见疏的幽怨。

王昭君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她与屈原同乡，汉元帝时被选入宫，后匈奴单于来汉廷请求和亲，她自请远嫁匈奴，历史上传为佳话。千古传诵的《昭君怨》，据说就是她在匈奴时所作。诗歌借燕子为喻，形象地展示了王昭君的坎坷身世，抒写出她幽闭汉宫的怨愤和异乡思归的感情。诗歌形式虽然为四言，但通篇采用的比兴寄托手法，却与楚辞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