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

唐代史学家。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年17，通览群史，以文词知名。20岁举进士，授获嘉县(今河南获嘉)主簿。19岁不迁，乃潜心史籍。武后圣历二年(699)，入京任定王府令曹。长安二年(702)，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撰起居注。四年(704)转凤阁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中宗神龙元年(705)，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修史如故。景龙二年(708)，迁秘书少监，专知史事。睿宗景云(710―711)中，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依旧修国史。在此期间，以对史馆监修制度不满，深感“吾道不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自叙》)。中宗景龙四年(710)，初编告成，后时有增删。他认为修史须具备“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后者尤为重要。提倡著史“不掩恶、不属善”，对后世影响很大。玄宗开元三年(715)，迁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九年(721)，以营救其长子贶(kuàng况)犯罪流配一事，贬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另著有《刘子玄集》30卷，《睿宗实录》10卷，《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与他人合著《三教珠英》、《姓族系录》、《唐书》、《高宗实录》、《则天皇后实录》等。大多亡佚，《文苑英华》、《全唐文》收有零篇断简。

唐史论家。字子玄，彭城 (今江苏徐州) 人。他出生于官僚世家，从小受到正统的文史教育。十二岁前，父亲为其讲完 《左传》，十七岁前，遍读 《史记》、《汉书》、《三国志》及各朝史。二十岁考中进士，被派往河南某县任主簿(文书一类的职务)，官位低下，才无可施，只好继续潜心史学。当时已是武则天君临天下的时代，“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刘知几曾作《思慎赋》 以刺时，劝告士大夫“知止足，避嫌疑”，应 “以道德(老庄) 为介胄，忠贞为剑履”。他曾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参与撰修国史的工作。他主张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坚持善恶必书，与把持史馆的武三思等人发生分歧，最后只好退出史馆。他致书当朝宰相，指陈史馆的五大弊端，认为这种修史制度束缚了史官的手脚，使其 “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他指出，史家不同于文士，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这被后代史学家奉为座右铭。他将自己对史学的认识，撰写成书，这就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史通》。《史通》原为五十二篇，现存四十九篇，实际上是专题论文的结集。全书分为 “内篇” 和 “外篇”两大部分，前者讨论史籍体例和编纂方法，后者论述史官沿革、史籍流传及古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部总结性的论著，对史学家来说，具有指点迷津、破除陈见的意义，故同时人徐坚见到 《史通》 后就说： “为史氏者宜置之于座右也。”刘知几在 《史通》 中说古论今，有许多精辟大胆的见解，如在《直书》、《曲笔》篇中提倡 “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以 “曲笔阿时”、“谀言媚主” 为史学家的耻辱。并引用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这句古语，来控诉历代暴君权臣对史学家的压制迫害。在 《疑古》、《惑经》 篇中提出 《尚书》有可疑之事十条，《春秋》有未晓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认为孔子所谓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不应成为修史的标准。在 《载文》 篇中严格区分文学语言与历史语言的差别，认为文士替帝王撰写的诏书政令多不符实，如 《三国志?魏书》 载《檄吴文》 称： “孙权小子，未辨菽麦”，就是造谣诬蔑，而 《晋书》载魏元帝禅书和晋武帝让表，也是文臣笔下生花，不应载入史籍。总之，刘知几在 《史通》 中处处表现出史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中国史学家 “自觉意识” 的觉醒，也是中国史学理论成熟的标志。

中国史学历来十分发达。随着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不断出现，如何评估这些论著，以及怎样认识史学著作编纂方法的问题，就逐渐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在这种形势下，刘知几推出了系统评论唐以前史学的史评性专著――《史通》。这是我国史学评论的第一部代表作。

刘知几(661―721)，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在父兄的启发带动下，十来岁时就通读了唐以前的主要史籍，如《左传》、《史记》、《汉书》等，了解了古今历史的演变。后来他又兼采众书，广泛涉猎各种杂史、笔记、野史，大大开阔了眼界。这样，他不仅获得大量的历史知识，而且对各种史书的思想观点、写作体例、文字特点等也都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他勤于动脑动手，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他人，并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读书思考过程中，每有心得，即以札记形式随手写下，这样日积月累，他所做的札记愈加丰富多样，成为其日后撰写《史通》的素材。

刘知几生性刚直不阿，在官场中不得上司及同僚好感，常受压制排挤，以致近20年连任地方县令而不得升迁。后来有机会进入史馆，当了一名史官，负责记录、修撰起居注。唐代我国官修史书制度已确立，史馆内虽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完成庞大的工程，但也因此而愈加受统治者的控制。当时修史均由宰相监修，观点、材料取舍都要以统治者的意志为准，很难发挥个人创见。原来雄心勃勃，准备在史馆一展所长的刘知几，受到极大的束缚，不能了遂心愿。由于他不能随波逐流，仕途很不平坦，屡上屡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三为史官，再入东观”(《史通?自序》)。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继续他青年时期的工作上。经过数年不停的笔耕，将积累的读史札记加以分门别类，汇编成《史通》20卷，阐发他对历史的看法和见解。

《史通》分为内篇、外篇两部分。书中评论了唐以前历代史书的体例、编纂方法和内容的特点，指出各种体例的优劣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历史著作的编纂上，刘知几提倡广泛搜集史料，注意鉴别真伪和分清文史界限。他提出的许多主张至今仍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史家应具备一定的标准，即“史学三长”(《旧唐书?刘知几传》)――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为重要者乃是史识，即正确的观点，识别判断是非的能力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其次为史才，即史官所必备的编纂、写作历史著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最后才是史学，即丰富的资料和广博的学问。“史学三长”不仅是他对以往史家优劣的总结，也为后代史家提出了一个标准。到清代，章学诚更进而提出“史德”，其大意与刘知几相差不远。由于刘知几长期工作于史馆，因而其书中对史馆制度的源流、演变及弊端也都有简明的评论，留下了珍贵的材料。

刘知几奠定了我国史学研究、史学评论和史学编纂学的理论基础，是他第一次对中国史学作出了具体而全面的总结和评论。他虽不是陕西人，但其事业成就于关中大地上，他为陕西文化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