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善惩恶

东汉王充关于文学的社会功用问题的观点。他从儒家重质尚用的教化论文学观出发，针对汉代著述中流行的皓首穷经、盲目因袭前人而无所作为的文风，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有益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文学观点。语出《论衡?佚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劝善，劝勉宣扬善德善行;惩恶，揭露批判社会时弊。劝善惩恶，文章著述应达到匡正时弊、移风易俗、教化天下的目的。因此，王充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指出古代圣贤的著述都是有所为而作的，都是“为世用”的典范：“圣人作经，艺者传论，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故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他在《论衡?对作篇》里列举和分析了《春秋》、《孟子》、《韩非子》、《新书》、《新论》等著论，认为这些优秀的著述，都是从当时具体社会条件出发，针对具体的社会现实而作的，他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他要求当时的著述者，应像圣贤那样，从自己所处的时代需要出发，达到劝善惩恶、“为世用”的目的。王充论文以“世用”为本，教化为功，继承了先秦儒家注重文艺同现实之关系的传统，并将这一文学思想，作为他的整个文学观的核心，贯穿在他关于内容与形式，反对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等文学主张之中。在当时谶纬神学盛行的时代空气里，王充的这种文学观点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王充的这一文学思想对后世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古文运动一部分人强调“辅时及物”新乐府运动提倡“匡世济时”，都和王充这种文学观点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