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的生活

太古时代的北京人，在尚未发明钻木取火前，生活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只能从很少的遗物和传说式的记载中考知其大略。这时他们大概有下列各项习惯：

1.穴居

人类群体已经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和相对固定的住地。有了控制和管理火的能力。

2.集体打猎

追逐肿骨鹿或围猎其他的野兽，一则为获取食物，一则也为了自身的安全。打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采集树籽，野果，采薪

朴树籽野果等也是他们的重要食品。砍伐荆树一类的植物，是为了延续引来的天然之火，用作取暖、防备野兽的袭击并烧烤食物。

4.打制石器、木棒、骨角器，用作狩猎、掘土及粗制其他日用工具等

北京人时代是代表由天然工具到人造工具的过渡时期。人类开始制造工具以前，必有一个先期甚长的时间，是利用天然物做工具的。以石头和骨角为例，他们利用这些质料原有的形态，作不同的用处。到北京人时代，他们已会制作原始工具了。在周口店洞穴中发现的石器和骨角器，带有明显的人工制作的痕迹，不少标本带有尖端或刃，是经过了人工的磨制和修理的。

石器

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大约是从附近的河床上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少但制作精细。考古家认定这些石器的石料，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两公里以外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他们用砾石当锤子，依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石锤和石砧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期人类遗址中，还没有发现堪与北京人石器相匹的同类石器。北京人的石器是华北旧石嚣时代人类文化传统的代表作之一。

骨角器

猿人洞中的骨角器种类颇多，有动物四肢的长骨，有牛角、羚羊角、鹿角、实际上可以说是所有带角动物的角以及它们的头骨、下鄂骨、牙及牙床等。骨角以鹿角为多，大部分鹿角都被打断或切断了，有的加以修整成为刃状或尖状，都是随着骨角原来的形态，略加改造而已。

猿人洞中所出的这一大批骨角器，在抗日战争期间完全遗失了，但在30年代，法国著名考石学家步日耶教授曾经研究过这批骨角器，并写了详细报告，这是我们今天讲这批骨角器物的凭藉和依据。他在《同口店猿人产地之骨角器物》一书中，讲了如下有卓越见解的意见：

兽骨是洪荒世界遍地皆有的材料，它们同时具备硬性、韧性、坚实性三大美德，与石头比较，它更适合于人类制作工具的需要;人为什么不利用它们呢?

当人类的智慧发展到开始能制造工具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发现了可以用作工具的石料并不是处处可以找到的;但是，他们的周围却有很多成群的具有利爪、锐牙及粗细不同的尖角，叉角的各种野兽。凭他们的智慧把这些野兽征服后，很自然地也就会利用那些不能吃的部份，如皮、毛、牙、角等作他们的工具。长骨可以作棍棒用，有尖的骨头可作钻锥用，薄的骨片可以当铲子，厚的可以作砧板，粗而长的可以作杠杆用等。这些都是就各种骨头的自然形态加以利用的。

著名考古家李济依据步日耶的报告，又作了深切地说明和推断，他在《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一文中说：

我们知道原始人很早就有一种嗜好，他们吃掉野兽的肉后，连骨头里边的髓也要吸干净;所以“敲骨吸髓”可以说是人类很早就有的习惯。因为敲骨的结果就有很多残破的骨片、骨条产生，这些骨片、骨条也很自然地具有不同的形状：有的带一个尖端，有的带一个薄锋，有的带着长刃，有的粗可盈握。原始人依着这些残破骨片和骨条的不同形态加以利用，就如利用兽骨原有的自然形态一样。这可以说是一种已有习惯的扩展所应有的阶段;但很显然的这一阶段同时可能启发了人类制造工具的观念。在周口店的第一发掘地点，留下了不少原始人类向这一步前进的证据和痕迹。步日耶说，这一类的材料中，有很多是头骨部分;原始人尽量地利用各种不同带角的动物角来制作工具。由鹿角或其他角类制成的各种器具，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是常见的;现在由于周口店骨角器的出现，我们可以把它们的原始，一直追溯到石器时代初期………。角器以外，尚有下列的种类：

1. 头骨器，头骨的本身也可以用作若干工具，尤其是头顶骨，往往修整得很整齐……。

2. 犬齿较长的下鄂骨，尤其是野猪，老虎等的下鄂骨，常被利用。这些下鄂的鄂膀，常被截去一部分，以便把握。鹿的下鄂骨有一排很整齐的牙齿，可以用作磋磨的工具。

这些不同的工具与北京人的骨骸同层发现，不但证明它们存在的岁月相同，更要紧的是它们的制作与使用与北京人有分不开的关系。

火的发现与应用

在猿人洞堆积中发现多处火烧的痕迹，在有的层次灰烬曾达4―6米之厚，灰烬里有烧骨和烧石，骨头变形变色，石头炸裂成纹，石灰岩则变为石灰，更要紧的是在灰烬中还发现了木炭。古植物学家鉴定为荆树木炭。经过火烧痕迹黑色质料的化验，证实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炭素。一般研究这一时代文化遗存的考古家相信，若干遗物上的火烧痕迹、成堆的灰层及这一类的遗迹和遗存所在的地位，均证实了北京人有了用火的能力，而且用火的能力已相当高并能施于工具制造方面了。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天火现象，而是由人工控制的火所产生的结果。

天火在太古时代是存在的，雷电之触发，火山之爆喷，击石之火星，都可以成为火的来源。 我国《淮南子?览冥训》中就有“往古之时……火

炎而不灭”的记载。 最初的发现，很可能是由于自然火的效用的启示。上述遗迹说明，这时的北京人已会用火，并能保存火种，阴燃而不灭，有管理火的能力。

火被人类所引用，是对自然斗争的一大胜利，对其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推动力，它在人类解放中起到的推进作用，比之近代蒸汽机的发明更为重大，它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有了火的引用，人类才有了光明与温暖，烧生为熟，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促进了人类肌体的生理变化，熟食又促进了人类体质尤其是大脑的发展与健康。有了火的引用，人类才能焚林而猎，扩大了生活领域，增强了自卫能力。北京人在长期劳动求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地认识火，利用火直至能够控制火，这是他们生活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到了他们的后裔――山顶洞人时，不仅能利用自然火，而且能有目的地人工取火了。那更是人类向自然挑战的大进军。

这个时期，周口店文化所代表的北京人的生活，已越过了简单地茹毛饮血的阶段，他们做为原始人群，在这样的采集和狩猎生活中，不知经历了若干万年。在这样漫长的历程中，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要向大自然猎取生存之物，一方面又要和大自然的压迫抗争，避严寒，战猛兽，其间的艰苦与危难，是令人难以想象得到的。由于当时人们认识和支配自然的能力是极有限的，从而决定了必需有社会化的能力，彼此协作，合力采集，共同狩猎，合群防御，才能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求得生存，单独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只有依赖群体，群体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一群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原始群居生活，没有任何家族，实行不分辈份的乱婚，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种作用。杂乱性交，繁衍后代，不存在在两性关系上为后来的习俗所规定的限制和禁例，母生子，子认其母，这时的母子关系，实际上是群体内人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原始人类社会初期的状况，在我国古文献中已有反映。《吕氏春秋恃君览》书中就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其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这就是对原始人群成员关系的追忆。

由于北京猿人在周口店地区断断续续地生活了数十万年之久，因此上述最原始的婚姻形态，是会随着社会的演进而有所发展的。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劳动中男女之间出现了简单的分工，引发了原始群体的分化，而不同年龄男女之间生理条件的差别所引起的反映，也促进了人们思维的进步。这一切终于导致在男女之间排斥了杂乱的性关系，逐步向比较稳定的血缘群团发展，开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血缘群婚生活，从而产生了最原始的人类社会，史家称为血缘家族公社。这种血缘家族所指明的社会状态，一则证明以前在原始群团时，确有一种性杂交状态存在，再则证明一俟原始群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也就是不得不分成血缘家族，这是人类第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从原始群团过渡到血缘家族，是在生产力有了发展，原始群团已逐步膨大和人们对生活资料的不断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的。

血缘家族公社作为人类社会首现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又可以在内部互婚，但已排斥了祖辈与少辈之间，双亲与子女之间的互为婚姻，而在同一辈份的兄弟姐妹之间，从兄弟姐妹之间仍在互通婚姻。这种按辈份来通婚的性关系，比之原始群时期在群团内实行的杂乱性关系要进步，它毕竟在人种的蕃衍优化方面向前跨了一步，这是人类婚姻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家庭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