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繁荣

一、中医学的迅速发展和理论水平的提高

明清两代是安徽古代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可谓人才济济，著作宏富;学术繁荣，百家争鸣。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诸多发明，为丰富和发展祖国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新安医学在全国独树一帜，令人瞩目。

(一) 医学教育发达，医学著作巨丰

明清时期，安徽民间医学教育十分发达，学医风气甚浓，以致许多在仕途求功名的儒生也因考场失利或其他原因，纷纷弃儒习医。民间的医学教育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继世代家学。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形成众多的 “家族链”，少则几代，多者达十多代，且代有名医。如歙县黄孝道，于南宋孝宗时(1163―1189)御赐“医博”，至今25世，代不乏人，成为新安历史最久的妇科世家。巢县杨澍起自明代迄今20余世以妇科为业，名震江淮。以新安汪、徐、吴、王、郑诸姓所出名家尤多，余午亭、程敬通等后世亦不乏名医。

二是承名师嫡传。择良师而学，选优生而教，师徒授受，从而形成庞大的“师承链”，弟子遍布四方。如祁门汪机有弟子休宁的汪副护、祁门的陈桷、黟县的黄古潭等，黄古潭第子孙一奎再传弟子多人。

三是祖传师承结合。在继承家传的同时，为使医术精益求精，又师承其他名医。如歙县郑氏家族，自郑于丰、郑于藩师承闽人喉科名医黄明生后，分别传于其子郑宏纲 (梅涧)、郑宏绩，郑宏纲继承父业，以喉科为主，兼通内科、儿科，其儿科医术受业于《幼幼集成》 的作者、著名儿科医家陈飞霞。

四是访师求学。医家周游各地，拜访名师，虚心求教，交流学术。如明代吴昆从师余午亭3年以后，又历游三吴、浙江、荆州、襄阳、燕赵等地，拜有道之师72余人，于是学识渊博，成为著名的医学家。江?之子应宿，继承父志，历经云南、吴、越、齐、楚、燕、赵等地，博采先贤医案和验方，经19年五易其稿，完成先人草创未就的 《名医类案》。

这种无数的“家族链”和“师承链”纵横交错;遍访名师，采众家之长，造就了医术代代相传，名医辈出，人才济济的局面。仅《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就列有安徽明清时期医学名流140多位，近乎该书所列全国同期名医总数的六分之一;《中国医学人名志》中共列安徽名医250多位，属明清两代者约占87.5%。据初步统计，明清时期安徽医家计约1382人，约占清以前有名可考的安徽医家总数的92%，其中新安医家有645人，居全省之冠; 若以县别统计，明清两代名医歙县191人，婺源 (今属江西省)191人，休宁100人，黟县98人，巢县89人，合肥46人，绩溪44人，无为32人，当涂31人，祁门21人，其他县市均有一定数量的名医。他们世代业医于乡里，行医于异地他乡，或应试入朝为医官;也有一些人虽不以医为业，却能“拈草活人”，或撰有医著，如方以智、汪绂、戴震、俞正燮等。其中不少医家在全国颇有影响，如汪机、孙一奎、汪昂、吴谦，等等。

繁荣的医学教育造就了众多名医，这些名医又反过来，著述立说，传播医学知识，为医学教育服务。据初步统计，明清两代安徽医著约600多种，约占清以前安徽医籍总数的87.7%。仅新安一隅约445种，也是居全省之首。内容涉及经典著作的注释整理，临床诊治经验的总结，古医著的辑复，类书与丛书的编撰，医学普及读本的撰写，以及各种医案，医话，内、外、妇、儿、喉、眼、伤、疡、针灸、推拿等临床各科专著，还有脉学、诊断、治法等理论专著和本草方书等。从通论到分科，从提高到普及，几乎应有尽有。其中有现存第一部注释医方专著――吴昆的 《医方考》，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专著――江?的《名医类聚》等。而徐春甫的 《古今医统大全》 和吴谦等的 《医宗金鉴》还被有关学者列为我国十大古医著之列。另外，吴勉学汇刻的 《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痘疹大全八种》，吴?辑刊的 《薛氏医案二十四种》 等，都是大型医学丛书。这些书籍对汇集和保存古代重要医学文献、促进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 第一个医学学术团体―― “宅仁医会”

明代安徽医家徐春甫率先发起并组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学术团体――“宅仁医会”。该团体在推动中医发展，加强学术交流，提高医生职业道德修养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徐春甫 (1520―1596)，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鹤，祁门县人。幼年从太学生叶光山攻举子业，学习刻苦，虽在年少，即通晓儒学。后因多病，乃涉足医域，从学于祁门县名医汪宦。他悉心钻研医理，勤于临床实践，终成一代名医。明嘉靖时医名甚著，曾任太医院医官。著有 《古今医统大全》、《内经要旨》、《古今医学捷要六书》、《历代圣贤名医姓氏》 等。

据 《古今医学捷要六书》记载： 徐春甫进入太医院以后，于隆庆二年 (1568) 春在顺天府 (今北京) 发起组织了 “一体堂宅仁医会”，“会友”46人，其中福建1人，四川1人，江苏9人，应天府2人，浙江6人，湖北1人，河北1人，安徽22人，还有3人籍贯不详。他们都是在京都游学行医，或供职于太医院的名医。

据“一体堂宅仁医会录”记载，该会宗旨是： “穷探《内经》、‘四子’ (指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四大医家) 之奥; 精益求精; 深戒徇私谋利之弊”，会友之间“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另有“会款”、“会规”22则; 在医德方面，提倡为人治病要有诚意、恒德、忘利、恤贫、存心，体现一个 “仁”字; 在学术上，提倡不耻下问，不秘其长，不掩其短，师生会友，共同讲习，相互切磋，以广博识;在医疗方面，提倡认真审证、辨脉，细心处方遣药。这一学术团体为促进 (京都) 医学交流，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现代学术团体 (或学会建设) 也有借鉴作用。

(三) 学术研究活跃

明清时期，中国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宋元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安徽医家的表现十分活跃，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基础研究成果丰富。深入研究中医经典著作，探讨中医基础理论，阐发古典医籍要旨，在明清两代安徽医家中蔚然成风。据初步统计，明清两代安徽有关 《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部经典医著的注疏、考释、集解、辨误之作，多达70余种。主要的有祁门汪机的《内经补义》、《续素问钞》，祁门徐春甫的 《内经要旨》，歙县吴昆的 《黄帝内经素问吴注》，休宁汪昂的 《素问灵枢类纂约注》，绩溪胡澍的 《素问校义》，歙县江有浩的 《素问韵读》，歙县罗美的 《内经博义》; 休宁程林的 《难经注疏》，和县姚九鼎的《难经考误》，休宁汪钰的《难经析义》; 歙县方有执的 《伤寒论条辨》，汪机的 《伤寒选录》，泾县包诚的《伤寒审证表》，休宁程林的《伤寒论集》、《伤寒扶微》，休宁汪广期的《伤寒辟误真经》; 程林的《金匮要略直解》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各具特色，对中医理论的普及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安徽医家在探讨中医基础理论中，不因循守旧，敢丁冲破传统束缚，提出了可贵的见解。如关于人的思维器官问题，《内经》 认为：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内经?素问 ?灵兰秘典》)。孟子也说： “心之官则思。” ( 《孟子?告子上》)。这种 “心主思维” 的说法一直延续到明代，直到李时珍《本草纲目》才改为“脑为元神之府”(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四，“辛夷”)。但意思仍较模糊。方以智在《物理小识》 中则明确指出： “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 (方以智 《物理小识》卷三，“身内三贵之论”)。又说： “至于我之灵台，包括县寓，记忆今古，安?此者果在何处，质而稽之，有生之后，资脑髓以藏受也。”(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三，“人身营魄变化”)。这是我国古籍中关于脑主思维较早的明确记载。另外，明末抗清英雄休宁金正希在《尚志堂文集》中也说： “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见一形，必有一形留于脑中，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金正希《尚志堂文集?见闻录》)。程杏轩在《医述》卷一一 “健忘”一节中引用了这些论述; 汪昂在 《本草备要》 “辛夷”条中也引用了金正希的话，并明确指出：“人之记忆皆在脑中。”这种 “脑主思维” 的观点，对后世很有影响。

另外，在诊断思想方面，自晋代王叔和《脉经》问世以后，医家大多独重切诊，而对其他诊法则重视不够。安徽许多医家在著述中已经注意并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重要性。如汪机在《补订脉诀刊误》中明确指出： “古人治病不专用脉，而必兼于审证。”批评了有些医生忽视望、闻、问、切四诊的错误倾向。

三是参与多种学派争鸣。明清时期，中国医学不同流派之间的争鸣，仍然比较激烈。安徽医学界的学术空气也相当活跃，无论是在金元四大家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温补派与反温补派之争，还是反映在治疗热病中泥古与反泥古的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或是关于命门形态、部位、功能的争论和关于三焦的有形、无形和部位的争论，以及关于 《内经》、《伤寒论》注释和整理方面的争论，等等，在安徽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汪机、方有执、孙一奎、陈修园、吴昆等人更是这些全国性学术争鸣中引人瞩目的医家。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因世居祁门石山，故人称汪石山。幼年习举子业，后弃儒学医。由于学习刻若，医技提高很快。《祁门县志》谓： “行医数十载，活人数万计。”且秉性耿直，不阿权贵，医德高尚，深受人们爱戴。著有 《续素问钞》4卷、《脉诀刊误集解》4卷、《运气易览》3卷、《医学原理》13卷、《推求师意》2卷、《针灸问对》3卷、《外科理例》7卷、《痘治理辨》2卷、《石山医案》4卷、《治痘图方》1卷等，可谓著作等身，是我国明代著名医家之一。仅就学术思想而言，汪机遵古而不泥古。他虽推崇朱震亨，着重于气血的调理，但却避开相火论，而以阳有余是气有余; 又避开阴不足说，而以阴不足是营气不足。提出 “调补气血，固本培元” 的治疗思想，主张以参芪兼补阴阳。因为阴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甘，甘能生血，故能补阳; 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气温，又能补阳，可见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善用参芪也是汪机在医学上的一大贡献。

孙一奎 (1522―1619)，字文垣，号东宿，又号生生子，休宁县人，为汪机再传弟子。著有 《赤水玄珠》、《医旨绪余》、《孙文垣医案》、《痘疹心印》 等。孙氏治学，反对 “徒以方书为捷径”，笃嗜 《内》、《难》 之书，旁贯诸家，精究方药，学验俱富，名噪当时。尤对命门、三焦、相火学说更有独到见解。其论命门，认为命门为两肾间动气，属坎中之阳，而命门动气为生生不息之根。孙氏在 《医旨绪余?命门图说》 中认为，人之所以生存，全 “赖此动气为生生不息之根，有是动则生，无是动则呼吸绝而物化矣”。强调动气在生命活动中的生理意义。其论三焦，宗 《难经》“三焦无形”之说，认为三焦内而无形，外而有经，有 “外府”之称; 另外，“三焦原非正腑，而无所应”，而其他五脏则与五腑事应，故又称“孤腑”。其论相火，反对《脉诀》中以命门配三焦属相火之说，认为“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配”，指出当以“三焦、包络为相火” (孙一奎 《医旨绪余?丹溪相火篇议》)，为是，命门为三焦之原，三焦相火始于原气，出于上焦，为原气之别使。

方有执(1523―1594)，字中行，歙县人。初习儒学，后因伤寒病而遭丧妻失子之痛，自己亦罹九死一生之灾，乃发奋攻读古典医籍，尤重对伤寒的研究。方氏推崇张仲景，精研 《伤寒论》，认为 《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已失原貌，而成无己注释，又多窜乱，遂对 《伤寒论》 详加考订，重新编次，逐条辨析，故名《伤寒论条辨》，共为8卷。后附 《本草钞》 1卷，《或问》 1卷，《痉书》 1卷。提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 “三纲鼎立”学说。方氏以 “错简”为由，重新整理编次的 《伤寒论》，较为系统，重点突出，易于初学者掌握。方有执为 《伤寒论》研究之重订错简派开山鼻祖，所论虽有偏颇，然对 《伤寒论》学习研究尚多裨益。《伤寒论条辨》 已成为研究 《伤寒论》 之重要文献。

二、药物学和方剂学的成就

自明代中叶起，研究药物学和方剂学的风气盛行。明清两代安徽医家编著的药物学和方剂学著作甚多，仅新安医家编著的药物学著作就有51种，方剂学著作有74种。较著名的药物学著作有汪机的 《本草汇编》、吴昆的 《药纂》、陈嘉谟的 《本草蒙荃》、汪昂的《本草备要》、戴光华的《本草述要》和《六十四方药性分类》等; 在方剂学方面，有朱?主纂的《普济方》、吴昆的《医方考》、汪昂的 《医方集解》、朱权的 《寿域神方》、李恒的 《袖珍方》、程汝清的《医方图说》、罗美的《古今名医方论》、程汝春的《简易方论》、程伊的 《释方》、方以智的 《古方解》、朱日辉的《加减十三方》 等。其中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为 《普济方》、《医方考》、《本草蒙荃》、《本草备要》 和 《医方集解》等。另外，还有休宁黄惟亮的《医林统要通玄论》和怀宁张四维的《医门秘旨》在国内已失传，仅在日本尚有存本。

(一) 《普济方》 ――古代最大的方书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就是明初的《普济方》。此书由朱?主纂，教授滕硕、长史刘醇协助编集而成。朱?为明太祖朱元璋第5子，另撰有 《救荒本草》 4卷。

朱?主纂的 《普济方》所集资料极为广泛，除博引明以前各家方书外，还兼收其他传记、杂说及道藏、佛经等有关资料，集方数目超过前代方书，于明永乐四年 (1406) 付梓。但原刻本早已散佚，仅有残缺本。原书168卷，清初编 《四库全书》 时收录此书，但改编为426卷，凡1960论，2175类，778法，239图，61739方，约950万字。解放以后人民卫生出版社以《四库全书》本为主本，参照明永乐刻本残卷和明抄本残卷，进行校勘排印，分“方脉运气脏腑”、“身形”各1册; “诸疾”4册; “诸疮肿”、“妇人”、“婴孩”、“针灸”各1册，共10册，426卷。书中有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以及各种疾病的治法，包括汤药、罨敷、按摩、针灸等项。可见其内容之丰富，搜罗之广博，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另外，此书所收录的方书，有许多后来散佚，故它在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上也有很多贡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的评价是，“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无更赅备于是者……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诸秘方，勘验是书，往往多相出入。是古之专用秘方，实籍此有传，后人能参其异同，而推求其正变，博收约取，应用不穷。”所以本书不仅在我国医方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保存古代医药文献方面也有杰出贡献，不失为一部医学研究和临床参考的重要文献。

(二) 《医方考》 ――第一部注解医方之作

《医方考》是明代著名医家吴昆所编撰。吴昆 (1551―1620)，字山甫，号鹤皋，歙县人。自幼习儒，15岁习医，拜同乡余午亭先生为师。家富医书，认真研读。后遵余师建议，寻访名医，先后拜师72人，对各家所长兼收并蓄，典定了雄厚的医学基础。著有《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医方考》、《针方六集》、《脉语》(又名《脉学精华》)、《十三科证冶》、《参黄论》、《药纂》、《灸考》等，其中以 《医方考》 流传较广。

《医方考》6卷，刊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该书是吴昆业医18年后，见一些医家昧于经论，不谙方旨药性，治病难以获愈，乃搜集精选实用良方700余首，“撰之于经，酌以心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编著而成的。“盖以考其方药，考其见证，考其名义，考其事迹，考其变通，考其得失，考其所以然” ( 《医方考》作者自序)。书中所收方剂，依证分门，各门首叙病因，次列方剂，再列适应症候及用法、注意事项等。每方后有方解，附有考证。使后学者不仅易于领会经旨，而且便于掌握用药要领。《医方考》开注解医方，传播方剂学知识的先河，是我国第一部注解医方之作，对方剂学的发展颇有影响。由于该书实用性强，不但深受国内医家欢迎，而且很快流传到朝鲜和日本。

(三) 《本草蒙荃》 ――一部极好的药学启蒙教材

《本草蒙荃》是明代著名医家陈嘉谟纂辑。陈嘉谟 (1486―1570)，字廷采，号月朋子，祁门县人。少习举子业，因体弱多病，乃留意医学。终以医名世，从学者众。著有 《医学指南》、《本草蒙荃》。

《本草蒙荃》共12卷，论述药物447种，附录药名295种，计742种药，是一部偏重于生药研究的本草书籍。该书是陈氏晚年集7载之功，在《大观本草》和王纶《本草集要》、汪石山 《本草会编》三书的基础上，“本《会编》之例，广《集要》之遗，约《大观》之繁”，取长补短，会通折衷，附以己意，五易其稿，于嘉靖四十四年(1566)，80高龄时，撰成此书。全书正如自序所云：每种药物，“先之气味升降，有毒无毒; 次之产地优劣，采早采迟;又次之诸经所行，七情所具，其制度，其藏留，与夫治疗之宜及诸名贤方书应验者，靡不殚述。间亦旁掇旧文，窃附臆见，以扩未尽之旨”。

《本草蒙荃》在药效上虽无特殊贡献，但对药物产地、保管、气味、炮制方法等论述较为详细，为初涉医林者提供了一部极好的入门书。诚如李时珍所云：其书“凡十二卷……第品具气味、产、采、治疗方法，创成对语，以便记诵，间附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初学，名曰 ‘蒙荃’，诚称其实”。

(四) 汪昂在药物方剂学上的贡献

汪昂，字仞庵，休宁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 (1615)，卒于清康熙年间，具体年代不详，康熙三十三年(1694)仍健在。早年以文学见长，著有 《仞庵诗文集》。明亡之际，汪昂时年三十，颇有明末遗民之恨，乃弃儒攻医，笃志方书。著述颇丰，除 《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外，还有药物方剂方面的 《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汤头歌诀》、《勿药元诠》等著作，是继陈嘉谟之后又一杰出医药学普及家。

《本草备要》8卷，刊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为采集诸家本草之长简辑而成。汪氏感到有些本草书籍内容“备而不要”，或“要而不备”，故取材于《本草纲目》与《神农本草经疏》等书，辑为此书。书中首论药性，次选常用药物470余种，分门列述其性味、功用和主治等，并附图400余幅。论药采众家之说，间有个人创见。由于此书具有由博返约、既备且要的特点，流传很广。后又曾补常用药61种，名为 《增补本草备要》。

《医方集解》 和 《汤头歌诀》也是今日颇为流行之书。《医方集解》3卷，刊于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书中共收正方300余首，附方过之，分列21门，后附 《救急良方》、《勿药元诠》。此书博采古方，先解释受病之由，次说明用药之意。不但常用方收集略备，而且分类精当，切于实用，所以影响很大。至于 《汤头歌诀》，刊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录常用方剂300余首，编成七言歌诀。由于它简明扼要，便于记诵，更为初学者所欢迎，至今仍为中医入门必读之作。

(五) 仅存于日本的两部药著

《医林统要通玄方论》4卷，休宁黄惟亮撰。初刊于万历元年(1573)，刊本已佚，现存万历三十七年 (1609) 序刊本，今由日本国立公元书馆内阁文库藏。该书卷一首论脉、五行妙论、五积、五泻、标本病形、药性赋、诸品药性诗括、类集杂方等; 卷二是观形、察色、听声、辨阴阳、论寒热而表里虚实三阴三阳伤寒杂病外内奇方、医之生死悬阳倒阴之机捷等内容;卷三为小儿杂证，有秘传小儿痘疹经验良方;卷四乃外科，附录痈疽疔疮图论并方，是一部综合性医著。该书的外科附录部分，颇为精彩，特别是处方，除一二首见于《普济方》外，余皆为不见载于前书的经验方。大多是治痈疽疔疮之消托的处方。其中治梅毒者就有9首处方，内服已用了土茯苓等药物，外治已用了含有砷剂汞剂的雄黄、水银、轻粉、朱砂、银朱、绿青等熏治法，较陈司成驱梅法早了半个世纪，从而将我国用砷汞剂驱梅的历史提前了半个世纪。其治疗痈毒的配方用药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如通用法有内服返魂汤，外敷和仙膏，内托外消化毒丸等，其他则对证使用。本书所记载的经验和提供的信息，对中医临床和医史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医门秘旨》15卷，另有首卷一卷，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为万历年间 “同安张氏恒德堂刊”本，安徽怀宁张四维撰。作者自序的年代是万历四年 (1576)，为该书成书年代。万历壬午年(1582) 的跋文中提到，“书就梓，委山人跋之”，可见1582年该书已经付梓。

《医门秘旨》是一部综合性医书。它包括了基础理论，临床各科病症，以及方剂、药物炮制等方面的知识。在基础理论方面，基本上是遵从前贤之说，取其精华，简而论之;在临床治疗方面，则经常阐发作者自己的见解，并冠以 “鄙续”二字，是该书颇有价值的一部分内容; 而各病症之后所列的许多方剂，则是该书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据凡例称： “集方本家世传亲用，百发百中，方敢载集。如方之偶获一效，或屡效而不得其理者，或霸劫而损伤元气者，及奇方妙法而未及亲验者，悉姑舍之，不敢辄入也。”可见其审慎态度，绝少荒诞不经之方。如卷六，作者所出 “凉血饮” 有以治疗吐血一例，“四季大安也”。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虽非药物专著，但因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故对药物知识非常熟悉，并补充了少数民间草药。在卷十五中首列“锻炼门”，介绍了阳炼秋石、阴炼秋石(炼石钟乳)，阳炼紫河车、阴炼紫河车，阳炼蜂蜜、阴炼蜂蜜，炼阳起石、青礞石，炼芦甘石，炼石钟乳，炼玄明粉，制半夏法，制香附法，制当归，造神曲，造鹿角霜，造紫霞杯法，造玉露霜法，造百药煎法，造圣蜡烛等20多种方法，这些药物中，有些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上补阳采战所需，但多数是临床治疗中常用的药物。在“锻炼门”之后又列“炮制门”，作者列举了55种药物的简要炮制方法;该卷最后一部分是“药物拾遗”，介绍了作者自认为不见于历代本草的药物：芦甘石，孩儿茶，三七草，千年矮，灵山柴，一枝箭，牛荆条，半边莲，箭头草，翻白草。这十种药物，就目前所知： “芦甘石” 已见于南宋 《绍兴本草》; 三七草和半边莲世人公认最早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但《医门秘旨》的记载显然早于《本草纲目》。如三七这种重要的药物，《医门秘旨》记述如下：“三七草，其本出广西，七叶三枝，故此为名。用根，类香白芷。味甘、气辛，温性微凉，阳中之阴，散血凉血。治金疮刀斧伤立效，又治吐、衄、崩漏之疾。边上将官，宝之为珍。如有伤处、口嚼吞水，渣敷患处即安。血症之奇药也。”这一重要拾遗，为三七增添了新的史料，值得肯定。另外7种药物是否首载该书需进一步考证。

三、传染病学的发展和人痘接种法的发明

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与传染性疾病作斗争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历代医书多有记述。但在明以前，医家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大多未超越 《伤寒论》 的藩篱。明清时期，大规模的传染病不断流行，仅史书记载，自永乐元年(1408)至明末(1643)的235年中，大疫流行39次，而有清一代的267年中，竟流行328次。许多医家在临床实践中，深入研究传染病等热性病的发病原因、发病机理和防治方法，写下不少专著，创立了中国独特的传染病学――“温病学”。安徽医家对于温病学说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对传染病学的贡献

明代汪机提出温病有 “新感” 和 “伏气” 之分。明末清初的歙县名医程衍道著有《医法心传》和《心法歌诀》，总结了温病具有 “温邪袭肺，咳甚; 入胃，渴甚” 的证侯特点。由于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1662―1819)，江南瘟疫几度大流行，对温热病的辨治成了当时许多医家研究的中心问题。至清代中期，温病学说日臻成熟，并形成了温热病辨治的学说休系。其中贡献最大者，首推祖籍歙县，后来迁居苏州的叶桂。

叶桂 (1667―1746)，字天士，号香岩。祖父与父亲均业医，叶桂幼时即跟随家人学医。14岁丧父后从父亲门人习医。他好学不倦，择善而从，闻有擅长医道者，以师礼事之，10年先后从师17人，于是医道大进，医术名满天下。因终生忙于诊务，著述不多，现存 《临证指南医案》、《叶氏医案存真》、《幼科心法》、《温热论》等均系后人整理而成。其中，《温热论》一书，论述了温热病感受途径与传变规律，提出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 并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成为温热病辨治的纲领; 在诊断上提出察舌、验齿、辨斑疹白?的诊断方法; 在治疗上，善用清淡、轻巧之剂。为温病学说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急性传染病的治疗方面，桐城余霖贡献颇大。余霖，字师愚。擅长以石膏治温疫，并创制良方 “清瘟败毒饮”，多有疗效。据 《清史稿》等书记载： 乾隆中期，桐城发生瘟疫，一般医生以张仲景法多无效，用吴有性法亦未果。余霖投以大剂石膏，应手而瘥。后用此法，活人无数。余霖晚年著有《疫疹一得》2卷，书中颇多临床心得。如对热疫的认识，斑疹形、色的论辨以及对疫病预后的判断，订立清瘟败毒饮以石膏为主的治法等，都是他突出的创新方面，故王孟英誉之为 “独识淫热之疫，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逮，堪为仲景之功臣”。近些年来中医治疗 “乙型脑炎”，主要就是依据余氏之法，重用石膏，使乙脑患者的早期治疗收到良好的效果。

此外，歙县郑康宸的《温疫明辨》，力辩温病与伤寒之异; 歙县郑重光的《温疫论补注》，进一步阐发温疫的病因、病理、症状、治疗，既剖析了达原饮等温病效方的功用，又强调了石膏、犀角恰当应用的特效;休宁汪蕴谷的《温疫论两诠》、白启阳的《温疫论辨》等，都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吴有性 《温疫论》 的思想，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

(二) 人痘接种法的发明及其影响

天花大约在汉代由战争中的俘虏传入我国，故又称 “虏疮”。此病“剧者多死”，幸存者将在皮肤上留下许多瘢痕。唐及其以前对此病一直采取消极治疗，宋以后开始有人探索积极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痘接种法的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人类的贡献。但此术发明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据说宋真宗时 (公元998―1022)，丞相王旦之子曾被来自峨嵋山的 “神医” 接种过人痘，但缺乏有力证据。

比较可信的史料是，1727年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中记载，至迟在16世纪，安徽已经发明了人痘接种法。他说： “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 (1567―1572) 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又董含 《三冈识略》 (1663) 记有安庆张氏三世以来以痘浆染衣，让小儿穿着，可发轻症，以预防天花。

接种人痘的具体方法，在歙县吴谦主编的 《医宗金鉴》(1742) 和张璐的 《张氏医通》 (1695) 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述。据载有痘衣法和鼻苗法。前者是用天花患儿的内衣，给被接种的儿童穿上，使其也染上天花而产生抵抗力。此法最原始，甚不合用。鼻苗法包括浆苗法，旱苗法，水苗法。浆苗法是用棉花团蘸沾天花患者的痘浆塞入被接种儿童的鼻腔内，使其感染天花而产生抵抗力。此法危险性大，有可能感染上重型天花而致死亡; 旱苗法是将天花患者痊愈期的痘痂研细，用银管吹入被接种儿童的鼻腔内; 水苗法则是将上述研细的痘痂用水调湿，再用棉花团蘸沾塞入被接种儿童的鼻腔。后两种方法因所用的痘苗是天花患者痊愈期的痘痂，接种后能产生一定的预防效果。后来，医家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在接种部位上逐渐由鼻孔改为上臂外侧; 在选择苗种上，将天花患者的痘痂(亦称“时苗”)逐渐改为种痘后出痘的痘痂 (亦称 “熟苗”)，减轻了痘苗的毒性。清代朱奕梁在 《种痘心法》中说：“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这种对人痘苗的选育方法，完全符合现代制备疫苗的科学原理。

人痘接种法发明以后，到康熙时，已风行南北。张璐在 《张氏医通》中记述： “迩年有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俞茂鲲也说： “近来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各处盛行”。自康熙二十年(1681)，朱纯嘏给清廷皇家子孙种痘以后，清政府便大力推广，康熙在《庭训格言》中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第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49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由于人痘接种法在全国城乡的普遍实施，对防治天花起到显著的作用，于是它的影响很快就飞跃了国界，传到了异国他乡。据黟县俞正燮《癸巳存稿》记载： “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不久又从俄国传入土耳其。乾隆九年 (1744)李仁山开始将种痘法传至日本。乾隆末年朝鲜也有了关于种痘法的记载。后来我国种痘法又传到英国和欧洲各地，并对英国医生真纳(Edward Jenner) 发明牛痘接种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805年牛痘接种法由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法。

今天，人们在欢庆全球消灭天花的时候，不应忘记安徽医家发明人痘接种法、揭示免疫学最早篇章的杰出成就。

四、医案专辑大量增加和临床各科的发展

明清是中国医药学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众多医家和民间医生的丰富医疗实践，临床各科都取得许多新经验与新知识。安徽医家在临床各科方面都作出较大贡献，这不仅反映在临床各科的专著应有尽有，而且表现为医案专辑的大量增加。

(一) 医案专辑大量增加

医案是中医临床实践的记录，它体现了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的“诊籍”被中医学界认为是医案的鼻祖。明代以前，虽已有医案专辑，但数量甚少，且较简略，许多医案散见于医著之中。明清时期，医案专辑明显增多。仅安徽新安一隅，就有医案50余种。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有《名医类案》、《石山医案》 和 《孙文垣医案》。

1. 江?的 《名医类案》

江? (1503―1565)，字民莹，歙县人。初为秀才，后因患呕血症，经数医诊治少效，遂研医书，自治而愈。其后专攻医学，在当地颇有声望。他受 《褚氏遗书》 中 “博涉知病，多诊识脉” 的启示，费时20年，把历代医家的验案以及经史百家文献中所记载的较重要的医案，进行收集总结，分类编排，加以评议，于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初步撰成 《名医类案》。但此书尚未最后完稿，江?即逝，未及亲睹该书付梓。后由长子应元校正原著，次子应宿进行编次补遗。并将江?和应宿之医案，分类附后，又历19年，五易其稿，于万历十九年 (1591) 刊行于世。

此书上采 《史记》 和 《三国志》所载扁鹊、淳于意、华佗诸人之医案，下逮元明诸医治验，捃摭殆遍。全书共12卷，分为205门，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例甚多，各详其病情与治疗方药。大多病例，治法具体，疗效颇佳。有些案例，附有按语，多有发明，颇为精深，可供研究和临床之参考。为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而且资料空前丰富的医案专辑。后来此书多次刊行，并很快流传日本，可见其影响之大。

2. 陈桷的 《石山医案》

陈桷，字惟宜，祁门人。从学于同邑名医汪机 (号石山)，并将汪机诸弟子所记汪机之临床治验医案，汇辑成册，名为 《石山医案》，共3卷，刊于嘉靖十年(1513)。日本在1696年有刻本行世。汪机宗奉丹溪之学，却不株守丹溪，临床诊治，因证处方，不拘一格，善取众家之长，在 《石山医案》 中多有体现，不失为明代医案中之名著。该专辑的流行对纠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行于南方而多温燥之药，刘完素 《原病式》、《宣明论方》行于北方而偏寒凉之剂所存在之偏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孙氏兄弟的 《孙文垣医案》

《孙文垣医案》 又名 《生生子医案》、《赤水玄珠医案》，乃孙一奎之子泰来、明来及门人余煌就孙一奎毕生之治验整理而成。该书完成于万历元年 (1573)，收载医案250例。孙一奎 (1522―1619)，字文垣，号东宿，又号生生子，休宁县人。从汪机弟子黟县的黄古潭学医，又以30年游学勤访，虚心求教，学验俱丰。为人治病、决生死多验，诊视鲜戾，投剂每每奏效，医名由是远播。《孙文垣医案》的作者按孙氏行医地区所集医案，先后分为《三吴医案》2卷，《新都医案》2卷，《宜兴医案》1卷。以治之先后为序。内容包括内科杂病及妇、儿、五官科证治。一奎用药师古而不泥古，既吸取前人学术经验，又申明个人学术见解，尽显于案中。孙氏辨证之精详，评论之公允，为后世所推崇。江?之 《名医类案》、魏之?之 《续名医类案》对其多有采录。

另外，歙县程衍道的 《程敬通医案》、叶桂的 《临证指南医案》、程元囿的 《杏轩医案》 等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 临床各科的全面发展

临床各科的发展是与医学理论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的。明清时期，随着学术争鸣的开展而促使了医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安徽在内、外、妇、儿、眼、喉、针灸等科也获得了全面发展，有的甚至处在全国领先地位。

1. 内科学

内科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就内科某一病证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论述内科诸病的著作的增多，仅新安一隅就有内科著作75种之多。

在研究专病方面，比较著名的有： 阜阳张鹤腾的 《伤暑全书》 (1623)，全面汇集历代名医对暑病的论述及验案，所选方剂皆为历代医家治暑之良方。对暑病的论述透彻清晰，诚为集暑病研究之大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暑病专书。歙县吴澄的 《不居集》长达50卷，收集了历代名贤有关虚损证治的论述，是一部内容空前丰富的虚损病专著。书中每条均胪列经旨、脉法、病机、治法、方药、治案等项。所录前贤之论，多加注释;所录之方药，多有效验。吴氏将虚损分为内损、外损二类，首创外损学说。提出治疗虚损之法： 欲补其虚，必先去其外邪; 欲治其真，必先求其假; 欲治其内，必先察其外。对后世治疗虚损病多有启发。

在论述内科诸病方面，有孙一奎的 《赤水玄珠》30卷，分为风、温疫、火热等77门，每门又条分缕析，分述因、证、处方，并附各家治验。其议论颇有可取之处，故为后世医家所重视。歙县程国彭的《医学心悟》5卷，是广集历代名家医论，结合自己30余年临床经验编撰而成。所述各证均分述病源、症状、诊断和治法，后附程氏自拟经验效方。该书言简意赅，理论平易近人，治法切实可行，是程氏一生临床经验及医疗学习体会之大成，并因首创治疗八法而声著于世。余午亭的《诸症析疑》4卷，载66证，875方。其书提纲挈领，多而不繁，约而能畅，颇为适用，以至书成未刊时，传抄者众。

2.外科学

明清时期，安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外科专著，如汪机的 《外科理例》、歙县鲍集成的《疮疡经验》、程国彭的《外科十法》、黟县姚慎德的 《外科方略》、歙县洪?的 《外科秘要》、芜湖顾世澄的 《疡医大会》等10余种。其中以 《外科理例》、《外科十法》、《疡医大全》 影响较大。

《外科理例》7卷，成书于嘉靖十年(1531)，为明代祁门名医汪机所撰。书中论述常见外科病的症治，载方265首，并附汪氏医案。对外科病的治疗，强调从整体出发。认为“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主张“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反对滥用刀针。

《外科十法》1卷，是书成于雍正十年(1732)，是清代歙县名医程国彭治疗外科病的经验总结。他将外科治疗方法归纳为10种，简明扼要，与他的 《医学心悟》合刊而为第6卷。书后有外科方药百余首，选方多为外科验方。他创制的 “消瘰丸”对治疗瘰疠颇有疗效。

《疡医大全》40卷，是清代芜湖籍侨居扬州的顾世澄，汇集前代有关经验，及其先祖宁华、父青岩家藏秘方，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撰成。从经文注释、脏腑论述、诸疮诊治大法，到虫兽咬伤、奇证治法，均有广泛论述。尤其是唇裂修补术的介绍和在麻醉、手术步骤、缝合、止血以及术后护理等方面，均有一定科学水平; 有关肛门闭锁和阴道闭锁等手术，也符合科学要求。由于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故在医林中很有影响。

另外，休宁黄惟亮的 《医林统要通玄方论》 (亦称 《医林统要》) 初刊于万历三年 (1573)。这部著作虽为综合医著，但卷四的外科附录部分颇为精彩，尤其是处方，除一二首见于 《普济方》外，余皆不见载于经验方。其中大多是治痈疽疔疮之消托方，治梅毒9首;内服已用了土茯苓等药物，外治已用了含有砷剂、汞剂的雄黄、水银、铅锡、轻粉、朱砂、银朱、绿青等熏治法，较陈司成驱梅法早了半个世纪，可将我国用砷汞剂驱梅的历史推前。

3.儿科学

明清时期，儿科学取得的新经验与新知识比较丰富，儿科著述相当繁多。安徽医家所著医籍计约90种。其中因痘麻等传染病大量流行而引起医家的普遍关注，故所著的痘麻专书约占二分之三。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是贵池夏鼎的 《幼科铁镜》 和歙县许豫和的 《许氏幼科七种》。

夏鼎，字禹铸，贵池人。对儿科医学造诣很深，长于儿科推拿术。对儿科疾病，或施以方药，或予以推拿，手到病除，名噪一方。他集历代儿科治验写成《幼科铁镜》6卷，于康熙三十四年(1659)刊行于世。卷一论述儿科医生应注意的若干事项及推拿疗法的具体应用; 卷二论面部望诊及新生儿疾病; 卷三专论惊痫诸症; 卷四列麻疹、伤寒、吐泻、症、痢诸疾; 卷五为儿科其他杂症，卷六为儿科药性赋及主要方剂。夏氏极为重视儿科的非药物性疗法，对儿科推拿疗法之发展，贡献突出。

《许氏幼科七种》，作者许豫和，字宣治，号橡村，歙县人。潜心儿科数十载，乃成当时学验俱丰的儿科大家。著有 《怡堂散记》2卷，《橡村痘诀》2卷、《痘诀余义》1卷、《小儿诸热辨》1卷、《散记续编》1卷、《橡村治验》1卷另外注释明代翁仲仁之作有《重订幼科痘疹金镜录》3卷，诸书合为《许氏幼科七种》11卷。内容丰富，是许氏毕生医疗经验之总结，为后世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儿科医药理论知识与诊治经验。

此外，宣城朱巽的 《痘科键》，对痘疹的辨证、治法、预后、合并症及所用方药均有详细论述，为痘科入门钥匙，故以“键”名书; 歙县汪源的 《保婴全书》、吴勉学的 《痘疹大全八种》、汪机的《痘治理辨》、婺源余含?的《保赤存真》等均有个人独到的经验和体会在国内儿科著作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4. 郑宏纲及其喉科

郑宏纲(1727―1787)，字纪原，号梅涧，晚年别号雪尊山人，歙县郑村人。生于世医之家。世祖赤山公于明朝嘉靖年间业医，祖父以相公笃嗜医药。康熙五十年 (1711) 其父及叔在江西受业于黄明生先生，得其喉科秘籍，郑氏家族遂专攻喉科。凡患喉疾依法疗之，无不奏效，名噪一方。其中郑梅涧对中医喉科贡献最大，为清代著名喉科专家。著有 《重楼玉钥》、《?余医语》、《痘疹正传》等书。以 《重楼玉钥》在全国影响最大。

《重楼玉钥》分上、下两卷，上卷首列 “咽喉说”、“喉科总论”，以明咽喉之部位及其生理;次论咽喉疾患之诊断和预后，作为临床诊治之准则。再分论36种“喉风”的名称、症状、治法和方药。下卷专论喉科疾患的针灸疗法，有喉风针诀、行针手法、禁针穴歌和诸证针刺要穴。上卷末附有 “梅涧医语” 一则，对白缠风 (类似白喉) 的病机和治疗有独到见解。为治疗白喉奠定了理论基础。其长子承瀚和三子承洛在此基础上，首创治疗白喉良方“养阴清肺汤”，并在整理 《重楼玉钥》 时，以 “医语”第二则补入其中。为后人治疗白喉开创新途径。此书草创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之前，稿成之后，有识者相继传抄。依方投药，无不神验。于道光十八年 (1838) 刊行于世，以后又多次刊行。

此外，郑氏家族知医者代不乏人。郑氏喉科世代相传，200年来，业喉科者已愈8代;著述颇丰，仅喉科著作就有8种之多，除《重楼玉钥》外，有郑承瀚的《重楼玉钥续编》、《咽喉辨证》、《喉白阐微》，郑承洛的《烂喉风》，郑承湘的《喉菌发明》，郑承海的《喉科杂证》，郑尘的 《喉科秘钥》等书。郑氏家族堪称我国献身喉科的最大家族，为中国喉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5.其他各科

在眼科方面，主要有顾锡的《银海指南》。顾锡，字养吾，桐乡 (今桐城北) 人。眼科治验丰富。该书4卷，于1810年刊行。卷一论述五轮八郭、五运六气、六淫七情与眼病的关系; 卷二论述脏腑主病及伤寒、中风等病以及眼病症状、舌脉辨析与治疗原则;卷三列眼科常用方剂186首;卷四是医案。该书内容详备，除系统论述眼病理论外，还强调内服药治本的重要性，在中医眼科发展中有重要影响。此外，明代歙县程?的 《眼科良方》有症有方，图文并茂，对症检方，辄见奏效，曾多次刊刻流传。

在妇产科方面，明清两代安徽计有20余种妇产科专著。歙县黄予石，世代业医，皆以妇科擅名，有 “医博世家” 之称。著有《妇科衣钵》、《妇科秘要》等书，但传本甚少。休宁汪哲的《产科心法》，对产科常见病的诊治记述扼要，是一部较好的产科专著。此外，休宁王少峰的《妇科汇编》，歙县许思文的《妇科阐微》、祁门徐春甫的《妇科心镜》、严景的《女科心会》等，也都是较好的妇科专著。有的妇科医家虽无著作行世，但医术高明，名噪一方。如巢县汤山杨氏一族，自明代杨澍起，20余世均以妇科济世，名播江淮。

在针灸、推拿方面，有汪机的《针灸问对》、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王开的《针灸全书》、吴昆的《针方六集》、徐春甫的 《经穴发明》和 《针灸直指》、吴澄的 《推拿神书》、余懋的 《推拿述略》、骆如龙的 《幼科推拿秘书》 等20余部。其中不乏佳作。如汪机的《针灸问对》3卷，刊于嘉靖十一年(1632)。上、中两卷论针法，下卷论灸法及经络腧穴，以问对形式发明其义，流传较广。

总之，明清时期安徽医学临床各科都有较快发展。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刊行于世和见于著录的临床各科著作计约170余种。前述孙一奎的 《赤水玄珠》、顾世澄的 《疡医大全》、夏鼎的 《幼科铁镜》、郑宏纲的 《重楼玉钥》、顾锡的 《银海指南》、汪机的《针灸问对》等都在全国享有盛誉;至于有些著作只见著录，未见刊本，或未付梓，只有抄本，或已散佚之作，和那些不计其数的虽无著述行世，但却擅长某科的医家一样，反映了当时安徽医学临床各科的广泛基础，共同汇成了明清时期安徽医学临床各科的全面发展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