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信仰和苯教文化是藏族文化的基础

1. 以万物有灵、大自然崇拜为特征的民间世俗信仰。这一特点是为许多学者所忽视了的。而这一特点一般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是难以注意到的。尤其现在许多人将藏传佛教作为实质的藏族文化看待的大环境下，实在是困难的。但是，只要是藏人或长期在藏区生活过的学者是不难体味和发现这一点的，因为藏区的大自然崇拜在民间世俗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在“原始信仰”一章中较为概括的叙述，并不是对以往的此类信仰的总结，而是对活生生的至今藏族民间还存在着此类信仰的记录。当然，以前注意到此类问题的学者，往往将原始信仰归入“苯教”体系中，从而泯灭了它的原始文化价值。

作为原始信仰，它涵盖的领域同样是广泛的，总括起来，大概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原始崇拜，即山神、龙神、赞神等泛灵崇拜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仪式。

第二，原始口头文学。主要有原始神话等。

第三、原始艺术。岩画及其它艺术形式。

2.以祭祀禳祓鬼神仪规为特点的苯教文化。苯教作为藏族古老的宗教，它吸收了许多原始信仰的文化形式;同时在后期佛苯斗争中又吸收了许多佛教文化的内容。现在的白苯(bon-dkar)，许多学者认为已名存实亡，实际不是这样，它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其自己的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大约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以《十万龙经》等为代表的苯典文化。自从在四川藏区发现苯教之《大藏经》后，苯典文化越来越引起藏学界的重视。因为尽管苯教搞了许多以佛为苯的名堂，但是，这种“化”的过程必须要有许多自己的依托体系，尤其在文化变更和文化同化、改造中，这种“化”本身就十分有意义。其哲学思想及宇宙观等都要通过这一形式体现出来。

其二，苯教的寺院系统。

其三，苯教的神灵系统。

其四，苯教的仪规。

上文业已提及，作为苯教文化自身，在佛教传入吐蕃前，也存在着被外来文化切割的问题――诸如一元论成分等，同样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成就。

当然，藏族文化的特点远不是这些，这部著作中，也不可能将藏族文化从头到尾一项不缺地陈述一遍，也只是介绍了一些一般的有代表性的文化内容罢了。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将什么是“藏族文化”这一概念阐述清楚，否则，读完一本“藏文化”，连藏文化为何物，如何定义都不清楚，岂不遗憾。

(1)藏族文化的定义。藏族文化是一种以原始信仰和苯教为基础、佛教为指导，并吸收了一些汉文化的文化。

为什么说藏族文化以原始信仰和苯教为基础呢。这是由藏族社会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自松赞干布到13世达赖喇嘛，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有奴隶社会的成分，有封建社会的成分，也有许多原始社会的遗迹，就其整体而言其发展十分缓慢。或许有人对此有异议：决定某个社会的社会形态，是视主要的基本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为什么有这多层次呢?就从整个藏族社会看其发展也不平衡，与卫藏比，安多、康区的情形大有不同。雪域广阔的牧区和农区的主人，并没有放弃苯教的基本仪式、基本观念，他们依然在用艾蒿、柏吐、松枝煨桑，认为这圣洁的桑烟可以净化一切;他们依然相信灶神、帐篷神、山神的存在;他们依然用部落议会的形式，认定自己的从属范畴，用部落的习俗法约制自己……。尽管其中的许多东西与佛教扭合在一起。苯教，作为藏民族低层次的观念文化，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为什么说藏族文化以佛教为指导呢? 文化的灵魂是哲学。藏族文化是灵魂是佛教哲学，因而藏族哲学的基本命题与佛教哲学的基本命题是一致的。如，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哲学理论，决定着藏人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无论什么人，都在求“来世”，求死后的解脱，渴望进入涅?世界。即便是老百姓最普通的观念，在三善趣(人、天、阿修罗)和三恶趣(地狱、恶鬼、畜牲)六道中，都希望来世得个人身，不要堕入地狱，成为恶鬼或畜牲。于是，在这种高层次的佛教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政治哲学与宗教哲学合为一体，政治追求与宗教追求混而为一，现实的苦难愈深、愈险恶，藏人信教愈诚，为之付出的代价便愈重。林立的寺院，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政教合一的制度，都在为这些苦难的伟大的人们的“解脱”提供着便利条件，起着保证作用。佛教，作为藏民族高层次的观念文化，主宰着这里的一切。

佛教与苯教，作为藏民族两种不同层次的观念文化，它是和谐的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截然分离的。

为什么说藏族文化还吸收了一些汉文化呢?公元7世纪上半叶始，随着疆土的扩展，吐蕃东北往汉地、突厥、西域东部，西北往拉达克、于阗、龟兹、喀什、北庭、小勃律、粟特、克什米尔和印度西部，南往尼泊尔，旋至南诏、四川等地，用本国的绵羊、麝香、牦牛尾、毛料、马、鹦鹉、盐、硼砂、玉石、宝石工艺品、药材等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吸收别国先进思想、文化技艺。那时候的吐蕃是个大开放的吐蕃，由于这种开放，给兴起的吐蕃社会带来空前的繁荣，出现了藏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中与唐王朝的来往、交流最多，职官制度(如“三相一尚”等吐蕃“三十六制”)、医学、建筑等都有吸收。《巴协》中记载，人死后追祭七日的风俗就来源于唐。此后，宋元明清各朝，这种向汉文化的学习、借鉴从未间断过。当然，藏文化对汉文化的吸收，主要表现在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

(2)有关藏文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藏族文化不等于西藏文化。自隋唐以来，藏族这一称谓在汉文史料中变化较多。先称附国，后谓苏毗、女国等，继有吐蕃、乌斯藏、图伯特、唐古忒、卫藏诸称，这些称谓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其地域也有区别，吐蕃王朝前期辖地较小;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疆域辽阔，其辖地由原来之雅砻河谷、苏毗旧地扩展为拥有今之甘(肃)、青(海)、新(疆)、克什米尔、尼泊尔、不丹、锡金、云南大部之大国;吐蕃王朝崩溃后，吐蕃内乱，辖地大失;宋时已一蹶不振;元军入藏，在西藏置十三万府，将卫、藏之地更称乌斯藏，在青海置西平王府，管辖藏区，元所谓乌斯藏并不包括甘、青、川藏区;明时沿袭元之旧称，仍称卫、藏之地为乌斯藏，称青、甘、川藏区朵甘;清时更称乌斯藏为西藏，仍不包括甘、青、川藏地。――这些都是扼要的地域意义上的区分，不难看出藏族文化中之“藏族”是包括整个藏族人民的，从而也包括他们所居住的所有地方，而西藏只是整个藏区的一部分，从科学意义上讲，它是代表不了藏族文化的。除非甘、青、川藏人已不复存在。因为藏是整体，它是不可分割的。从藏民族的自称，自己的地域概念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无论是卫藏地区的藏人，或是安多、康区的藏人，其自称为“蕃”(bod)。自古而然。其地域称为上部阿里三围――卜让、古格、芒域;中部卫藏四翼――伍茹(首翼)、腰茹(右翼)、叶茹(右翼)、茹拉(支翼);下部朵甘六岗――伍保岗、察娃岗、欧达岗、麦堪岗、莫雅岗。用三围四翼六岗来概括整个藏族区域，虽然显得模糊一点，但主要的轮廓都有了，像一个人，它不是缺胳膊断腿的，比起以西藏来代替整个藏文化区，它还是较为完整的。

科学的概念力求准确。国内藏学研究中的这种不适当的以偏概全的概念运用，也涉及国外，一些英文著作中，无论西藏、藏族，统统译Tibet，而一些译自外文的著作，又将Tibet统统译为西藏，使读者不明白这涵盖西藏的“藏族”(区域等)一词，何故仅剩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藏了呢?比如，“西藏地区”和“藏族地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同运用。否则，我们就无法区分、理解“藏族文化是整个藏民族的文化，西藏文化只是不包括甘、青、川藏区的西藏地区的文化”这一概念了。因为，作为文化，它带有很强的区域性，不搞清楚区域界线，就无法限定这一文化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给那些刚刚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和那些想了解藏族的国内外的友人们一个准确的概念;不仅西藏有藏族，其他地方也有，而且还不少。

第二，藏族文化不等于佛教文化。众所周知，藏族是个基本上全民信教的民族，佛教在藏族社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是视藏族文化为佛教文化(有人甚至称“寺庙文化”)同样是不确切的，不合实际的。

我们且不论佛教自何时传入藏土，佛教真正驻足吐蕃是在赤松德赞(755―797)时期，以桑耶寺的建立和“七觉士”的出家为标志。当然，公元8世纪的佛教只是在吐蕃王室和贵族中传播，并没有深入民间。佛教真正浸入藏人的灵魂是在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即藏土佛教诸教派的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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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至宗喀巴(1357―1419)整顿佛教;达赖、班禅系统的建立，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藏民族也长期地生活于政教合一的制度之下。

然而，我们知道佛教传入前的藏民族是有自己的文化的，这个固有的文化可概称为苯教文化。苯教文化是藏民族较为原始的文化。佛教在自己的发展中，并没有悉数取代、消灭苯教文化(实际上也不可能)，而是大量地吸收苯教文化，其标志为藏传佛教的形成。藏传佛教形成，从另一意义上说，也标志着新的时代意义上的藏族文化的形成，它有别于佛教浸入前的苯教文化，但不等于佛教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摈弃苯教文化本身。

第三，藏族文化不等于“五明”之学。称“五明”之学为文化，更多是着眼于知识意义上的文化，并不指观念形态。尽管知识意义上的文化与观念形态的文化有内在的联系，但不相等。

“五明”之学分“诗”、“韵”、“修辞”、“歌剧”、“星算”，同如辞藻学、韵律学、修辞学、戏剧学、星算学，在寺院教育中属基础课程，要求僧人都要修习。

“大五明”指“声明”、“因明”、“内明”、“工巧明”、“医方明”，同如声律学、正理学、佛学、工艺学、医学，在寺院教育中是一些高层次的需要专攻的学科。

藏族的知识分子们，喜欢将那些博学之士称为“学富五明”的学者，其义便是此人掌握了“五明”的学问，仍然是在“知识”这个意义上讲的。“五明”之学并不能涵盖我们所理论的藏族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高层低层的观念文化等多侧面、多层次的藏族文化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