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人类学

对西方社会科学整体的反思或解构，实际上是建立在西方19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在此大背景之下，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自己专业的殖民主义根基，进而反思理论性的田野工作的实质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布尔乔亚式的西方文化的偏见。结果，马克思主义被重新引入到人类学的批判中来。从反思人类学看去，文化就是一种竞争、一种暂时涌现出来的东西。文化不再被看成是社会精英人物特权式的占有，而是被看成不论高低贵贱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所拥有的东西。对于反思人类学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其一便是以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出现了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转变;其次便是相信，对异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客观解释的建构，已经变得不太可能;第三个命题便是，从道义上讲，有责任倡导文化的差异，并要为那些反抗西方化的人辩护。结果，“文化”而非“社会”重新占据了这一代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原来的进化论与相对论人类学，转而成为文化生态学和象征人类学。前者走的是进化论的老路，强调文化对于人的需求和环境压力的适应过程。而后者则从人文主义出发， 主张文化不是一种谋生的机器，而是一种生活的形式;是意义的来源而非蛋白质的来源;是受理念驱使，而非受基因驱使。并坚持文化需要给予解释，而不是把文化解释掉。作为解释人类学之父的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其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努力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试图寻求“社会思想的整合”，并寻求在解释的民族志与新左派的激进主张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不过在格尔兹之后出现了一批自我标榜为反思人类学或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人类学家。这一派的人类学家最早的出现，可以1986年出版的《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这本论文集为其标志，亦可以算作是这一派学术的宣言书。在这11位作者中，既有人类学家也有文学理论家，年龄大多在40岁左右。尽管他们各自的强调点有所不同，但都围绕着“后现代民族志”这一主题而展开论述。正如其中的领袖人物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所强调指出的，“书写文化”的任务，就是要把文学的意识引入到民族志的写作实践中，以此来表明读写民族志的多种样式。他们相信，实际上正像作家写小说一样，民族志撰述者也在写自己的小说。在这样的反思指引下，新派的人类学者开始重新阅读经典的民族志，试图从中解读出客观描述背后的人类学家的虚构。可以这样说，反思人类学家所要打破的是经典人类学家所持守的一个神话：那就是他们相信自己是在描述客观的事实，或者说是用客观的语言报告真实。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这位当今反思人类学的领袖式人物，198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困境》 (ThePredicament of Culture)的著作。在这本由以前发表的论文结集而成的著作中，其要说明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20世纪以来的诸多经典民族志，所要讲述的并非是异文化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民族志撰述所要呈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困境。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是一种民主制度的产物。作为现代性的后果，文化不再是被看成是社会精英人物特权式的占有，而是被看成是不论高低贵贱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所拥有的东西。并由此而引申出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文化观念，认为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整合为一体，根基便是有一社会中的成员都认同的文化存在。在反思人类学的阵营中，如果说克里福德代表着解构一派的观点的话，那么罗塞陶(Renato Ros-aldo)就属于是建构一派的代表。他寻求的不是要瓦解一部已经完成的民族志，而是要借助一种合理的知识，来把零碎的田野经验综合在一起，写出一部新的民族志。1989年他出版了《文化与真理：社会分析的再造》这本由论文集改写成的专著。这是一本反思性的著作，是对他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伊洛高特人(Ilongot)所做田野调查的整体反思。在吕宋的伊洛高特人中间，存在着一种所谓“猎头”(headhunting)的习俗，这是当地人丧失亲人后排遣愤怒之情的惟一一种方式。对这一习俗，罗塞陶曾经在自己的田野日记中给予过文化的解释，但是他一直试图对此现象给出一种直接的更令人满意的社会学解释。这一企图一直到他的妻子在同他第二次去吕宋从事田野调查并遇难之后才得以实现。他妻子意外的死亡，似乎使他一下子领悟了失去亲人的愤怒对于一位伊洛高特人的猎头者来说意味着什么。由此而使他接受了当地人对于驱使他们做出这种猎头行为动机的解释。他在这本文集的那篇“悲伤与猎头者的愤怒”的文章中，讲述这一个人体验得以升华的心路历程。这个真实的故事给人类学家的启示便是，除非经历同样的事件，否则你是不大可能真正地理解他人的经验的。在这个本来很简单，但长久以来受到科学民族志所遮蔽的观点，对于人类学家的提醒就是：好的民族志应该是有“神入”(empathy)体验的。换言之，如果一位民族志撰述者要描述丧仪，他便应该有责任解释一下，他自己是否有过失去亲人的类似体验。罗塞陶借此批评了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拉德克利夫-布朗对安达曼岛人的仪式性哭泣的经典分析。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看来，安达曼人是在生命危机仪式期间的某个特定场合哭泣，并进而把这种哭泣解释为是一种象征的行动，一种习俗。罗塞陶抛弃了这样的一种解释，认为这样的一种解释，完全忽视了安达曼岛人在应付悲剧性事件时哭泣的情绪价值。在对文化的理解上，并不存在某种合法性的权威。只要是经由你自己的体验、经由你自己的情感而领会的东西，即使有所谓科学的权威存在，也不能够剥夺你的这种理解。在反思人类学那里，客观性、中立以及公正性这类在学术制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概念，在今天其效度都已经让位于有着情感、有着认知能力、有着切身体验的社会行动者。旧的科学观在今天可以毅然决然地加以抛弃了，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可能都已生活在一个所谓后殖民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