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说

西汉司马迁关于作家著书及优秀作品产生原因而提出的著名观点。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凌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里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都是作家的发愤之作。许多作家都是由于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重大不幸，受到压制和迫害，以致“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为“遂其志之思”，表达自己的思想志向，抒发内心幽怨，以留传后世，才愤而著书立说的。因此发愤著书既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志不能伸，遭受挫折磨难之所致，也是传世之作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发愤著书的思想源远流长。屈原《惜诵》就有“发愤以抒情”之说，《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的说法。司马迁继承前人这些看法，并结合自己切身遭遇而提出的发愤说，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作家的抗争，从作家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角度，总结概括了发愤著书这一普遍现象和重要创作规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东汉桓谭所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尤其是唐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说，认为作家创作都是有所不平而鸣;宋代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认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文学作品尽是失志之人无所施于世的感激发愤之作等，都是对司马迁“发愤”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后至明、清，如李贽在《焚书?忠义水浒传序》中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今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金圣叹说《水浒传》作者“发愤作书”，蒲松龄自称其《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及费锡璜在《汉诗总说》中说“汉人诗未有无所为而作者，如《垓下歌》、《舂歌》、《幽歌》、《悲愁歌》、《白头吟》，皆到发愤处为诗，所以成绝调”等等，足可见发愤著书思想为历代文论家所坚持，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