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俗文化遗存

从自然史的角度来看，蒙古高原早在百万年前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草原生态系统――先有绿色植物，后有食草动物，然后有食肉动物，最后才有人类的出现。

人类是什么时候出现于蒙古高原的?从考古发掘来看，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例证是大窑文化遗址及广布的岩画。大窑遗址位于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村南山、前乃莫板村脑包梁两处，被认为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石器加工场。经过1976年第一次发掘，共出土石器近400件，石片1200多件。其中以刮削器最多，砍砸器次之，还有少数的尖状器、手斧和石球。尤其是龟背形刮削器，样式较复杂，数量有100多件。还值得注意的是该石器制造场的一些石器，下层的器形偏大，往上逐渐变小，它本身的发展过程有一定的连续性，似乎又有石器开始细化的趋向。伴生的动物化石有普氏羚羊、原始羊、赤角鹿、披毛犀等哺乳动物。可见，大窑文化遗址的主人一直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主人“北京人”惊人地相似。岩画在内蒙古地区几乎各地都有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是阴山岩画。驼鸟和大角鹿都是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的动物，可是在阴山岩画中即已出现，表明早期岩画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

内蒙古地区另一处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位于鄂尔多斯南部的希拉乌苏文化遗址。自20世纪20年代发现以来，经过多次发掘，共出土不同个体、不同部位的人骨和牙齿化石23件，其中6件是从晚更新世原生地层里发掘出土的，被命名为“河套人”。河套人的特征接近现代蒙古人种，但还保留着某些较为原始的特征。河套人在人类进化史上属晚期智人，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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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距今三万五千年左右。河套人和大窑文化的主人一样，也是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到了新石器时代，内蒙古东南边缘地区产生了以原始农业为主，兼营牧、渔、猎的红山文化。

1935年，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了一种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54年被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西拉沐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西起张家口，东达西辽河中游，北至大兴安岭，南逾大凌河，延续达二千年之久，距今约五六千年。

红山文化的房址，至今发现很少。陶器可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前者质地坚硬，器类有壶、盆、钵和小口大腹双耳瓮等，纹饰以彩陶纹为主;后者质地疏松，受热快，多用为炊器。器物表面饰有压纹、划纹、附加堆纹等。最常见的纹饰是“之”字形线纹，并以横压“之”字纹最具特点。器形主要是筒形。红山文化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引人注目的主要是磨盘、磨棒和耜等器类。其中掘土工具石耜为烟叶形，较大。叶形双孔石刀，通体磨光，刀背呈对称弧形，近背部有两个穿孔。这两种石器是红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红山文化石器的另一特点是有大量精巧别致的细石器。

红山文化发现的动物骨骼很少，其种类有牛、羊、猪、鹿、獐等。其中的牛、羊、猪应该是家畜。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发现的动物骨骼没有绵羊的，如确实如此，这里作为家畜的羊指的只能是山羊了。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大致知道，红山文化的先民过着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初，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北部乌尔吉木伦河畔的富河沟门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命名为“富河文化”。在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存中，发现富河文化遗存叠压在红山文化遗存之上，故可以断定红山文化早于富河文化。从发现的房址、灰土坑、陶器、石器来判断，富河文化是一种定居农业文化。该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比较多，经鉴定有野猪、鹿、黄羊、狐、松鼠、狗獾以及洞角类、犬科、鸟类等动物的骨骼。其中鹿类最多，约占一半左右;洞角类数量很少，仅占2%左右。

1979年5月，在辽宁西部大凌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一处红山文化的后期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几年后，在距祭坛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还有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女神庙中的主神)和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以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雕龙”。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推前了一千年。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大凌河支流?牛河上游的兴隆洼村附近，发现一种被认为是北方目前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命名为“兴隆洼文化”。

根据发掘资料分析，兴隆洼遗址的排列有序的聚落群体结构，防御设施的围壕，数量众多的有肩石锄、石磨棒、石磨盘等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证明兴隆洼文化类型是以农业为主的。另外，从数量可观的骨制工具和兽骨及植物标本看，说明当时除以农耕为主外，还兼营狩猎与采集等生产活动。

红山文化“女神庙”人头塑像

(项春松 供)

玉雕龙 (项春松 供)

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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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为距今八千年左右，早于红山文化类型。坐落于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的朱开沟遗址，从整个内蒙古来说，处在其南部。经过多次发掘，该遗址已发现不同时期的灰坑207个，房址87座，墓葬338座。这些发现充分证明，从新石器时代前期开始，内蒙古的东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就有人类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活动，并有了一定规模的村落组织。考古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动物都已出现在蒙古草原的东南部山地森林地带，但草原游牧经济类型特有的家畜――马和绵羊等未出现。这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东南部和南部山地森林地带，除了有以狩猎为主的细石器遗存之外，几乎都是以定居农业为主的遗址，从未发现以游牧或畜牧业为主的文化遗存。只是到了青铜时代，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随着绵羊的出现，特别是随着马的驯化的遍及，内蒙古东南和南部山地森林地带原来以定居农耕为主的先民们才或先或后地走上了游牧的道路。夏家店上层文化取代下层文化之日，便是内蒙古草原变成辽阔的牧场和游牧民族活动于广阔的天地之时。

采集经济导致农耕文化的产生，而狩猎经济最终导致了某些野生动物的驯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放牧的五畜之一的马的驯化，据最新研究结果，是在内蒙古草原驯化的，而不是由其他地区传入的。其证据是早在西域马输入中原之前，原产于内蒙古草原的马已被广泛使用。语言学资料也支持这样的论点： 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和西域地区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对马的称谓不同。此外，内蒙古草原艺术如玉雕和岩画中很早就出现了马的艺术形象。所有这些证据说明，中亚草原是驯化马的故乡之一，内蒙古草原则是另一个古老的家马驯化中心。

前已言之，红山文化发现的动物骨骼中有牛、羊、猪的骨骼，有些研究者即认为“应该是家畜”。较其时代晚的富河文化却没有可以肯定为家畜的动物。只是到了红山后，第二驻地及墓地均有绵羊。看来，在内蒙古地区家绵羊的饲养时代可能始于红山文化。

车是游牧必备工具之一。车是不是游牧人发明的，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游牧民族从很古的时候起就使用车，并使它成为游牧生产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是不争的事实。车辆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时代以来的岩画题材之一。各地岩画的这种车均为双轮、单辕，有舆，大部分有驾驭马。舆有的是半圆形，有的是圆形，有的是方形;车轮有的是密实的圆板，有的有辐条4～8根不等。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以“密实的圆板”为轮是轮子发明初期的现象。这种车轮的出现如果不能证明轮子有可能是内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发明的，那么至少也可以证明，轮子发明不久即已传人内蒙古草原。一是后世的车从不驾马而是驾牛，岩画中的车子以马驾车，说明是极其古老的现象，当是开始从事游牧生产初期或之前的事情。

穹庐(圆顶帐蓬)，肯定是游牧民族的一大发明。为了适于游牧，游牧民族需要迁徙时可以将穹庐拆卸下来放在车上拉走，到驻牧地点时再组装成穹庐。另一种发明是车帐，即将穹庐安置在巨型车上，需要移牧时，就套上牲口拉走。前一种是大量的，后一种较少，估计是酋长或贵族使用的。穹庐和车帐是游牧民族的主要住所，是游牧民族的两大发明。随着五畜的驯化和牧养，畜群数目增多和畜群本身规模的扩大，再在定居点附近放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随着活动房屋――穹庐的发明和车子的使用与改进，远离定居点，到辽阔的水草丰美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随着原始骑马术的发明，长距离的移牧便成为十分现实的问题。于是真正的游牧民族出现了，蒙古草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亚欧大草原主要组成部分的蒙古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大本营之一，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种同农耕文明并列的游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并无文野之分、高下之别，它们对人类文明各有贡献，殊途而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