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书目

中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出现的一些书目巨著，不仅丰富了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而且也起到了古代文化史及学术史的作用。数以 千计的古典书目，可概略地分为官修书目、史志书目、私撰书目及专科书目等。

官修书目指封建王朝宫廷的藏书目录。此类书目由皇帝诏命大臣或知名学者专门修撰。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的同时，诏刘向、刘歆等人整理典籍，经过20年的努力，编撰了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官修书目――《别录》、《七略》。由于当时的典籍多是竹简书，堆放在 一起非常散乱，所以刘向等人的首要工作是校书。他们校书的方法是：广收众本，互相补充，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使纷乱无序的简策，通过一系列整理工作后，再写定正本。正定既定，为了揭示典籍的内容，然后就是撰写叙录(提要)，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雠原委，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说明书名的含义，辨别书籍的真伪，评说所载思想与史实，叙述学术源流，判定书籍的价值。每篇叙录实际 上就是每种图书的详细介绍。刘向把每种图书的叙录汇集在一起，编成《别录》，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提要式的书目，也是先秦至西汉末年图书的综合记录。汉哀帝时，刘向亡故，刘歆受命继承父业，进 一步将整理的图书分类编目，最后编成《七略》。《七略》将所有图书分成6大类38种，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分类体系，第一次把学术分类的思想运用到书目分类，对中国历代的书目编撰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类目如下：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种;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种;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5种;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4种;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6种;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种。6类之外，还有辑略，它分别说明6类38种大小类目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6类的相互关系及图书的作用，成为“六类之总最”，“诸书之总要”，全书称为《七略》。刘氏父子的功绩在于他们在校勘整理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大序、小序的方法，编辑综合性分类目录，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此后，历代王朝都效仿他们的方法整理图书，编撰书目。晋代目录学家荀?，根据郑默的《魏中经簿》编成《晋中经簿》，把当时官藏的2万多卷图书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即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纪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史书;丁部纪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形成经、子、史、集的分类体系，成为中国较早的一部以四部分类图书的书目。此后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两部的次第，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由此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南北朝时期，宋王俭编的《七志》、梁阮孝绪编的《七录》，则是个别学者在四部分类法之外探索新分类法的典型。《七志》分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最后附佛经录、道经录，实际为九大类。《七志》的特点在于创立了传录体提要，通过介绍作者生平，力图让读者了解作者的著作。此外，它着眼于著录“今书”，为后世考核南齐以前典籍的存佚提供了依据。阮孝绪《七录》分内、外篇。内篇五录，即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二录，即佛法录、仙道录。它的分类不仅较之《七志》更加科学，而且提要也较详细，继承了《七略》辨章学术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七录?序》阐述目录学的发展，是较早的一篇目录学理论著述。唐代有两部重要的官修书目，一是元行冲、毋?等编的《群书四部录》，二是毋?编的《古今书录》。《群书四部录》200卷，共收录图书2 655部，48 169卷，按照《七略》的体例，每种书有提要，每类有小序。因为书目中的分类、提要有些错误，毋?经过对《群书四部录》的修订、补充和简化，于唐开元九年(721)编成《古今书录》，著录图书3 060部，51 852卷，尽管它比《群书四部录》收录的图书增多，但也只是止于唐开元(713～741)年间。两部书目均已亡佚，基本内容保存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毋?是一位著名的目录学家，对书目的作用在《古今书录?序》中有精辟的论断。他说，前人为我们留下宝贵丰富的典籍，如果不加以分类编目，并揭示其渊源派别，那么，这些典籍再是宝贵，也不易查找，就好象大海捞针，白头无成。有了书目，读者在书海中就能自由驰骋，知道某类有些什么书，某书内容如何，以此查到所需之书，加以钻研，掌握古人的精神实质，使文化传统代代流传。他的这一论述，至今为许多学者所引用。宋代王尧臣、欧阳修等奉命仿《群书四部录》，于1041年编成《崇文总目》，它每书有提要，每类有类序，共收录图书30 669卷，四大类下分45小类，反映了北宋政府的藏书情况。宋高宗南渡以后，经过多年努力，藏书得到一些恢复，先后编成《中兴馆阁书目》和《中兴馆阁续书目》，前者收录图书44 486卷，后者收录图书14 943卷。现两部书目已佚，目前有赵士炜辑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一卷。明代正统六年(1441)大学士杨士奇、学士马愉、侍讲曹鼐等奏请把国家藏书登记编目，于是编成明代的国家书目《文渊阁书目》。这部书目不分经史子集而以藏书的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天字至往字，凡20号，每号分数橱贮之，贮书7 297种。虽然只是一个账本，非常疏漏，但对于考察当时图书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后，虽编有《秘阁书目》(马愉)、《内阁书目》(钱溥)、《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张萱)等，但体例大多不甚完善。清代乾隆年间(1781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的一部官修书目。这部书目是配合《四库全书》的宣传工作而编辑的，集中了300多位知名学者的才智，如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当时一流学者均参加了书目的编撰工作。《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四库全书》里的古籍3 461种、79 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6 793种、93 550卷。书目以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典籍，下分44类，一些比较复杂的类目又细分成子目，共67目。每部有大序，每类有小序，每书有提要。它的分类体系集四部分类之大成，成为以后乃至今天编制古籍书目的范本;它的类序，剖析学术源流，成为了解学术发展的珍贵文献;它的提要记录典籍版本，考订文字异同，记述作者的事迹，阐明学术思想，成为后人阅读群籍的门径，探讨古代文化学术的渊薮。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卷帙太繁，翻阅不便，纪昀等又删节提要，除去存目，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784年)20卷。因为《四库全书总目》存在一些不足，后来不少学者作了纠谬补阙的工作，重要的有余嘉锡撰的《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王欣夫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

史志书目是指史书里面记录图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东汉班固编著《汉书》，依据刘歆《七略》改编而成“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书目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书?艺文志》在体例上和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史志书目在编撰上的特点。就《汉书?艺文志》的基本内容而言，它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这是因为《七略》的分类汇总了先秦以来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非常符合《汉书》的思想体系。同时，班固对《七略》中的提要进行删除，以简单的注语说明图书的真伪、内容及其价值，并对《七略》中有关类目的图书进行了分类方面的调整。这些改编工作充分说明了班固的目录学思想。此后，各正史中以例编撰“艺文志”的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 ? 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其他没有“艺文志”的史书，清代以来的学者纷纷补编，形成了一个史志书目的流派，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籍的总目，可以反映从古代至清末的著述情况。就各史志书目记录图书的范围而言，有两种体系，一是记录一朝藏书之盛，二是记录 一朝著述之盛。除《明史》和《清史稿》中的“艺文志”是记本朝著作的书目外，其它五部均记录本朝的藏书。受《汉书?艺文志》的影响，各史志书目在编撰上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多依前代官修书目改编而成，二是对所依据的书目在图书上有所增补，三是对所依据书目中图书的残亡给予注明，四是删去依据书目中的图书提要，加上简明的注语。清代学者补编的艺文志有50多种，往往一部史书有数家补编。为了反映补志的成果，方便读者利用，开明书店印行的《二十五史补编》收录有30多种补编的艺文志。郭沫若指出“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8日)。正确点明了艺文志的实质和参考价值。

私撰书目指私人根据个人藏书或兼访他人藏书而编制的书目。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及雕版印刷业的兴盛，宋代图书剧增，私人藏书风气很盛，藏书数量少则数千卷，多则数万卷，多数编有藏书目录。现存最早最负盛名的是宋代晁公武编的《郡斋读书志》。晁公武(1105～1180)学识渊博，曾帮助藏书极富的井度编书、校书，后来井度罢官，把所藏图书全部赠送给他，晁氏于览书之余暇，亲自校雠，并撰写提要，经过多年的努力，编成《郡斋读书志》这部提要目录。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45个二级类目。每部有总论(大序)，各书有提要，对作者、内容要旨、学术源流、篇第次序等加以介绍说明，为后人了解宋代及宋代以前的典籍情况提供了可贵的原始资料。宋代陈振孙编的《直斋书录解题》是现存最早的第二部私撰书目。书目分四部53类，著录图书51 180卷。在53个类目中，只有九个类目有小序，说明增创类目的内容范围及类目演变的情况。每种书下，对著者的官职及学术渊源，图书的版本、款式及得书经过，无不论述。值得指出的是，它在著录图书的数量方面，超出当时的官修书目《中兴馆阁书目》，全面反映了南宋以前的图书，清人编《四库全书总目》时曾以它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明代私撰书目较多，著名的如高儒的《百川书志》、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晁?的《晁氏宝文堂书目》、徐的《红雨楼书目》、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目》等。 这些书目在收录范围方面比前代有所扩大，许多在当时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等，在书目中有所反映。如《百川书志》在史部著录了《水浒传》及关汉卿、王实甫的戏曲作品。 《澹生堂书目》的编者祁承，在书目中提出了鉴别图书的标准，即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而别品类，并提出因、益、通、互四法，为后世互著、别裁的著录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清代的私撰书目不仅数量多，更重要的是藏书家不满足于收藏编目，而是从各个方面对图书进行研究，把学术研究融于书目之中。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不仅是一部私藏书目，而且也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著。他在自己所编《述古堂书目》和《也是园书目》的基础上，选择最珍贵的版本编成《读书敏求记》，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的颜色判定刻印的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论定版本的价值。他的这些见解至今仍是古籍工作者所遵循的原则。黄丕烈由爱书买书到刻书卖书，对宋版书有深入的研究，他通过对私藏图书鉴赏和研究后，便以题跋、题识的形式编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认为“识书之道，在广见博闻，所以多留重本”，“古书原委，必藉他书以证明之”。“凡旧版模糊处，最忌以新版填补”。正因为如此，他所编的书目及后人辑的《荛圃藏书题识》和《续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私撰书目虽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消亡，但历代所编的数以百计的书目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专科书目指围绕某一学科系统全面地收集文献而编制的书目。西汉初年，张良、韩信编制军事方面的书目，从众多的图书中选取了35家。汉武帝时，军政杨仆在整理兵书的基础上，编制了《兵录》，这部书目是中国第一部有文献记载的专科书目。东汉以来，随着封建社会政治的稳定，反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及记载政治制度和生活的史书有了一定发展，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书目相继问世。中国最早的文学方面的书目是西晋目录学家荀?编的《文章叙录》，后有挚虞编的《文章志》、傅亮编的《续文章志》、沈约编的《宋世文章志》等。最早的史学专科书目是刘宋时裴松之编的《史目》，它以纪传体史书为对象，解释纪、传、表、志等篇名的意义，是一部带有索引性质的专科书目。此后，有杨松珍编的《史目》、商仲茂编的《十三代史目》。经学图书自西汉以来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历代综合性的官修书目都把它放在首要位置。较早的经学方面的专科书目是郑玄编的《三礼目录》，后来李肇编了《经史释题》、欧阳伸编了《经书目录》。宋代，高似孙编了《史略》和《子略》两部专科书目。其中《史略》著录了13世纪以前的史学图书，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医学、数学等方面，明代殷仲春编制了《医藏书目》，清代梅文鼎编制了《勿庵历算书目》等。专科书目最有成就的是清代朱彝尊编的《经义考》和章学诚编的《史籍考》。《经义考》把图书分成26类，每种图书除著录著者、卷数等项目外，并注明存、佚、阙、未见，然后辑录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论述，继承了自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来的“辑录体”提要的写作方法。《史籍考》继承了《经义考》的体例，在分类及著录方面提出了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板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详等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此外，谢启昆编的《小学考》也很有特色，一直被学术界所推崇。专科书目随着各个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得到了重视，其数量多于其他类型书目数倍。佛教书目是专科书目的一个重要分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经的数量超过了儒家图书的数量。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释道安编成《综理众经目录》，它以译者年代次序著录译本，然后著录失译经、摘译经等佛经，为读者了解佛学的发展提供了方便。这部中国最早的佛经书目已失传，其基本内容可从僧钓的《出三藏记集》(梁代)中见到一些。《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体例最完整的一部佛经目录。“三藏”指经、律、论三种佛书。它的编制体例为一撰缘记，记佛经及译经的起源; 二铨名录，不以经的内容分类，而按撰人的时代，记历代经名目;三总经序，汇总众经的前序和后记;四述列传，叙述各译经人的传记。“总经序”是僧钓在书目编制方法方面的一个创造，为后世目录学家和读者所推崇。隋代开皇十四年(594)释法经编制了《大隋众经录目》，它把经、律、论分开，又把大乘、小乘各列一录，三藏以外，则分抄集、传记、著述三录，每录又分西域与中国两类。成为一部组织严密的佛经体系。唐代高宗麟德元年(664)释道宣撰《大唐内典录》，玄宗开元十八年(730)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这两部书目编制得更加精密，资料更加充实，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书目走向成熟的新阶段。宋代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释惟自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明代末年释智旭撰《阅藏知津》，它们各有特点，保存至今，成为研究佛学的重要参考书。

中国古典书目中，还有一种指导读书的推荐书目，这类书目又叫导读书目。现存最早的是唐代末年编的《杂钞》，它以问答的形式给青年开列了一部包括数十种书的书目单。元代初年，程端学把朱熹、真德秀以来在书院书塾教学中所创造的读书方法，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编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明清产生很大影响，被称为“读书工程”。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了《经籍举要》，开列了经史子集以及经济、考试等书。推荐书目中影响最大的是光绪年间(1876年)张之洞编制的《书目答问》。各地学生问他应读什么书，书以什么版本为好，他遂以书目形式回答了全国各地考生的问题。该书目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列举了2 200多种书，重要书后加注语，三言两语指出阅读时注意的问题。此后，范希曾撰《书目答问补正》，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来的错误，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图书。两种书目虽然是指导读古书、治旧学的工具，但是，至今仍被人们作为选用古籍的参考。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编制推荐书目的高潮。1923年胡适首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对此，梁启超有不同意见，于同年编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李笠、章太炎、吴虞、支伟成等一批学者也效其法，编制国学入门书目。根据各家开列的国学图书，商务印书馆经过整理，编印了《国学基本丛书》。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书目工作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并产生了目录学理论著作。宋代郑樵编著的《通志?校雠略》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著作。郑樵认为图书的种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书目中对于图书的分类也应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不能因袭旧法。据此，他在《通志?艺文略》这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书目里，突破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创 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12类百家431种的分类体系。他认为，要了解图书，必须把书目的类目详细地设置清楚，从而形成了详明图书类例，剖析学术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在史学方面，郑樵主张“会通”，表现在目录学方面，形成了通录古今图书，详今略古的思想。他认为，书目著录图书，既要著录现存的图书，也要记录亡佚的图书，同时还要记录残阙、图谱等文献，不能有所遗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考察学术发展源流，后世才能据此搜求亡佚残阙图书，书目才能起到保存历史文化记录的作用。郑樵的另一目录学思想是“泛释无义”，即为每种图书撰写提要没有意义。他认为，对有疑问的图书又以解释，没有疑问的及一看类目就能知其内容的图书，没有必要解释。此外，他认为从事书目工作的人员要长期稳定，不断积累经验;编制 一部大型书目，要有一人总其成，明确参加人员之间的分工。他的这些见解对后代的书目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中国历史上第二部目录学理论著作是清代章学诚编著的《校雠雠通义》。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他所提倡的文史校雠之学，即历代所说的目录学。他在总结了刘向、刘歆及郑樵等中国古代目录学家优良传统的基础 上，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于书目和校雠工作来说，不仅是简单的分类图书，校正文字，更主要的是要通过揭示书的思想内容，说明作者在学术方面的流派、师承及成就，阐述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情况。这种学术工作只有象刘向、刘歆那样上溯源流，总结西周以来学术思想的人才能胜任。章学诚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目录学的传统，所以，他主张无论分类、编目、著录，都必须体现这个传统，尤其在提要和类序的撰写方面，要象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那样，深究学术得失及发展源流。他的这些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古代书目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的最高成就，对目录学的研究和书目工作实践仍有不少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数千年形成的书简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这些古籍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古籍有16万种之多，包括经、史、子、集，学科门类齐全，涉及到人文科学及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是一座文化宝库。中国历代对于古籍不仪重视收藏保存，而且也注意开发利用。或从中汲取历史上的统治经验作为借鉴;或采辑有关片断资料以类相从，编成类书，供人们检索;或参考历代文献进行各种创造发明和著述活动。为了进一步发挥古籍的作用，1949年以来，先后整理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古籍。根据周恩来总理1975年的指示，中国对古籍中的善本进行了普查，编纂了《中国古籍善本 书目》，著录善本6万多条，收书13万部。80年代初，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许多高校成立了古籍研究单位，不少地区建立了古籍出版社。80年代末以来，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关单位组织人员对20多部纪传体史书及《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进行了翻译工作。另外，在中国古籍的形成过程中，历代都十分重视古籍的版本及内容文字的校勘，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完善的鉴定版本年代真伪和校勘内容讹漏的理论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为古籍的质量和流传提供了保障。中国古籍之所以能保存到现在，为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提供系统的文字记载，除了作为知识载体的文化作用特点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还是一种艺术品，价值连城，受到人们的喜爱和珍藏。